第十章 阿合馬理財：籌謀經濟，利弊交織（第1頁）

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年）三月，大都（今北京）的春日裹挾著沙塵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匆匆入宮，手中捧著一份血跡斑斑的密報——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在東宮被益都千戶王著以銅錘擊殺。消息傳開，大都百姓“皆爭相食其肉”，而朝堂之上，忽必烈望著阿合馬的棺槨，竟發(fā)出“是誰殺了我的左膀右臂”的哀嘆。這位出身中亞的回回人，以理財之能權傾朝野，又因苛政激起民變，其一生恰如元初的經濟棋局，在開源與節(jié)流、聚斂與民生的張力中，寫就一段利弊交織的歷史篇章。

一、潛邸舊臣：機遇與爭議的起點

阿合馬的早年履歷在史書中語焉不詳，僅知其為花剌子模國費納喀忒（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西南）人，蒙古西征時被擄為奴，后輾轉成為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的部眾。至元元年（1264年），阿合馬因“智巧善理財”被推薦給忽必烈，初任上都同知，很快憑借敏銳的經濟嗅覺嶄露頭角。

彼時的元朝剛滅南宋，疆域空前遼闊，但戰(zhàn)爭留下的財政窟窿觸目驚心。據《元史·食貨志》記載，至元初年國庫年收入約白銀10萬錠，而軍費、俸祿、工程營建等支出高達15萬錠，年赤字近三成。忽必烈雖雄才大略，卻面臨著“內帑空虛，外需浩繁”的困境：北方諸王叛亂需重兵鎮(zhèn)壓，大運河漕運亟待修復，大都新城建設耗資巨大，更遑論對日本、安南的跨海征伐。

傳統(tǒng)的漢臣謀士如姚樞、許衡主張“輕徭薄賦，與民休息”，建議通過恢復農桑、減免賦稅來涵養(yǎng)財源。但這種“慢工出細活”的思路難以應對燃眉之急，忽必烈急需一位能“點石成金”的理財能手。阿合馬的出現(xiàn)，恰如為焦渴的帝國注入一劑強心針。他提出的“官辦專營”“增稅拓源”等主張，雖與儒家“藏富于民”的理念相悖，卻精準擊中了朝廷的財政痛點。

至元三年（1266年），阿合馬被任命為中書省平章政事，主掌財政，開啟了長達十九年的理財生涯。他上臺后的第一道政令，便是將河北、山東的鹽課從每年7。5萬錠增至12萬錠，通過提高鹽價、嚴控私鹽來增加收入。此舉雖短期內充盈了國庫，卻也引發(fā)了民間不滿——《元典章》記載，山東地區(qū)因鹽價暴漲，出現(xiàn)“民有淡食者”的現(xiàn)象，這為他日后的悲劇埋下了伏筆。

二、開源之策：專營、增稅與市舶革新

阿合馬的理財核心可概括為“強政府、控資源、拓財源”，其措施大致分為三類：整頓專營制度、改革賦稅征管、規(guī)范海外貿易。這些手段在短期內迅速扭轉了財政頹勢，卻也因操之過急而弊端叢生。

鹽、鐵、酒、茶等大宗商品的官營專賣，是阿合馬理財的重中之重。他認為“利源若散于民間，則國庫日絀；若收歸官有，則歲入可增”。在鹽業(yè)方面，他推行“引岸制”，將全國劃分為若干鹽區(qū)，由官府統(tǒng)一印制“鹽引”（購鹽憑證），商人需向官府購買鹽引方可運銷，嚴禁私鹽流通。為防止舞弊，阿合馬還建立了“鹽課考成法”，將地方官的政績與鹽稅征收額直接掛鉤。至元十年（1273年），全國鹽課收入達25萬錠，較至元初年增長近兩倍，占國庫總收入的三成以上。

鐵業(yè)專營則服務于軍事與民生雙重需求。阿合馬在河北、山西、山東設立11處鐵冶所，強制征調工匠開采冶煉，所產鐵器除供應軍隊打造兵器外，還用于制造農具，由官府定價發(fā)售。這種“統(tǒng)購統(tǒng)銷”模式雖保障了鐵器供應，卻因缺乏競爭導致質量低劣，《農桑輯要》中曾抱怨“官鑄鐵犁，鈍而脆，不及民間所造遠甚”。

在賦稅改革上，阿合馬的“檢括戶口”與“增征商稅”最受爭議。至元七年（1270年），他下令重新清查全國戶口，將隱漏的流民、佃戶全部編入戶籍，此舉使納稅人口增加近百萬，地稅、丁稅隨之增長。商稅方面，他將稅率從三十取一提高到二十取一，并擴大征稅范圍，小至瓜果蔬菜，大至珠寶玉器，均在課稅之列。大都城內甚至出現(xiàn)“鬻菜者過市，必稅其半”的景象，商販怨聲載道。

值得肯定的是，阿合馬對海外貿易的規(guī)范具有長遠意義。宋代以來，海外貿易多由民間主導，官府僅征收少量關稅。阿合馬認為“市舶之利，當十倍于陸稅”，遂于至元十四年（1277年）在泉州、廣州、慶元（今寧波）設立市舶司，制定“市舶則例”：商船出海需向官府申請“公驗”“公憑”，回國后按貨物價值繳納三十分之一的關稅，嚴禁走私。他還鼓勵官商合辦海外貿易，由朝廷出本錢，招募商人經營，利潤按“官七商三”分成，這種“官本船”制度一度使泉州成為世界第一大港，市舶收入從每年數千錠增至數萬錠。

至元十五年（1278年），阿合馬的理財達到頂峰，國庫年收入突破40萬錠，不僅填補了赤字，還積累了大量儲備，支撐了忽必烈的軍事擴張與工程建設。但表面的繁榮下，民力已不堪重負。據《元史·奸臣傳》記載，當時“江南官吏，率以增稅為能，民有蓄十金者，盡括為軍餉”，民間流傳著“阿合馬，阿合馬，剝我膚，吸我血，恨不得食爾肉”的歌謠。

三、集權之路：權力膨脹與集團形成

阿合馬的理財成功，離不開忽必烈的絕對信任，而這種信任又催生出膨脹的權力。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，他已身兼中書平章政事、制國用使司使、領中書左右部等要職，總攬財政、民政、工商大權，其勢力甚至延伸到司法與軍事領域。

為推行自己的政策，阿合馬著力構建專屬的官僚集團。他大量提拔同鄉(xiāng)、同教的回回人，如以“善算”著稱的麥術丁、亦思馬因等，均被委以重任；對漢族儒臣則極力排擠，姚樞因反對鹽鐵專營被外放，許衡的“漢法”主張被束之高閣。這種“任人唯親”的做法，打破了元朝“蒙漢并用”的官僚平衡，引發(fā)漢族士大夫的強烈不滿。

更令人詬病的是，阿合馬利用職權大肆斂財，形成了以其家族為核心的利益網絡。他的兒子忽辛曾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，在任期間“括民田為己有，役民夫筑私宅”；另一個兒子抹速忽掌管大都酒稅，通過虛報損耗、克扣工價牟取暴利?！对贰酚涊d，阿合馬的家奴竟有700余人被授予官職，“田園屋宇，遍布京畿”。

面對朝野的彈劾，阿合馬總能憑借忽必烈的庇護化險為夷。至元十九年，監(jiān)察御史秦長卿彈劾阿合馬“貪贓枉法，害國害民”，反被阿合馬羅織罪名，誣陷入獄處死。此后，大臣們“雖有怨怒，不敢復言”，阿合馬的權勢達到頂峰，也將自己推向了孤立無援的境地。

此時的忽必烈，對阿合馬的專權并非毫無察覺，但帝國對財政收入的依賴讓他難以割舍。正如他對太子真金所言：“阿合馬雖有過，然其能使國庫充盈，非爾等書生所知?！边@種“重利輕義”的態(tài)度，最終釀成了無法挽回的悲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