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胡惟庸案：鏟除相權，集權加強（第1頁）

明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正月，應天府（今南京）的朝堂之上，氣氛肅殺如冬。朱元璋端坐龍椅，目光如炬，盯著階下那個曾被他視為心腹的丞相胡惟庸。隨著一聲“拿下”的斷喝，這位權傾朝野的當朝宰輔被押下殿去，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持續(xù)十余年的政治風暴——三萬余人株連被殺，延續(xù)一千余年的丞相制度被徹底廢除。胡惟庸案，這場明初政治舞臺上最驚心動魄的大戲，不僅是朱元璋鏟除異己的鐵腕之舉，更是中國古代皇權與相權博弈的終局，它以血腥的方式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：皇權高度集中的時代。

一、相權與皇權：千年博弈的歷史經緯

要理解胡惟庸案的深層意義，必先回溯中國古代皇權與相權的博弈史。自秦始皇設立丞相制度以來，“百官之長”的丞相便成為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核心角色。丞相上承天子，下統(tǒng)百官，總攬行政大權，其地位之高，堪稱“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”。這種制度設計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君主個人能力的不足，卻也埋下了君相權力沖突的隱患。

西漢初年，丞相蕭何、曹參手握重權，皇帝對其禮遇有加，甚至“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”；但到了漢武帝時期，為削弱相權，設立內朝，以尚書臺分奪丞相的決策權，相權開始走向衰落。東漢末年，曹操以丞相之名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更是將相權凌駕于皇權之上，成為后世帝王的前車之鑒。隋唐時期，三省六部制確立，三省長官共為宰相，相互牽制，相權被分割，但仍對皇權構成制約。北宋初年，趙匡胤通過“杯酒釋兵權”削弱武將權力，同時設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”為宰相，又以“參知政事”為副相，進一步分化相權。即便如此，王安石變法時，仍以宰相之職推動改革，與宋神宗形成“共治天下”的格局。

元朝建立后，為強化中央集權，將三省合為一?。ㄖ袝。O左右丞相為最高行政長官，相權再度膨脹。元世祖忽必烈時期，丞相伯顏甚至一度廢除科舉，專權擅政。這種“相權過重”的弊端，給親身經歷元末亂世的朱元璋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目睹過元朝丞相專權導致的政治腐敗與社會動蕩，深知相權對皇權的威脅。因此，當他建立明朝后，雖沿用元朝的中書省制度，卻始終對丞相心存警惕，這為后來的胡惟庸案埋下了伏筆。

明初的丞相，先后有李善長、徐達、汪廣洋、胡惟庸四人。李善長是朱元璋的“蕭何”，開國功高，卻因過于專斷，于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被迫退休；徐達雖為丞相，卻常年統(tǒng)兵在外，不掌實權；汪廣洋性情懦弱，難當大任。相比之下，胡惟庸的崛起，更像是朱元璋有意扶持的結果，卻也最終成為皇權與相權決戰(zhàn)的犧牲品。

二、胡惟庸的崛起：從淮西勛貴到權傾朝野

胡惟庸，濠州定遠（今安徽定遠）人，與李善長同鄉(xiāng)，同屬明初政壇的“淮西集團”。他早年投奔朱元璋，從一個不起眼的寧國主簿做起，憑借精明強干與李善長的推薦，逐漸嶄露頭角。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胡惟庸升任中書省參知政事，進入權力中樞；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，在李善長的暗中支持下，他取代汪廣洋成為右丞相；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，升任左丞相，成為百官之首。

胡惟庸之所以能快速升遷，一方面得益于淮西集團的扶持。明初的淮西勛貴，多是跟隨朱元璋打天下的同鄉(xiāng)，如李善長、徐達、常遇春等，他們在朝堂上勢力龐大，胡惟庸作為李善長的親信，自然得到集團的庇護。另一方面，朱元璋初期對他頗為信任。胡惟庸擅長揣摩圣意，辦事干練，對朱元璋的意圖總能心領神會，加之他在處理政務時表現出的“勤勉”，讓朱元璋一度認為他是理想的輔政人選。

然而，隨著地位的鞏固，胡惟庸的野心逐漸膨脹。他利用丞相的權力，獨斷專行，“生殺黜陟，或不奏徑行”，許多政務不經過朱元璋便擅自決斷。地方官員呈送的奏章，他必先私下拆閱，凡是不利于自己的，便扣下不奏。為了鞏固權力，他大肆結黨營私，拉攏淮西勛貴中的核心成員，排除異己。凡是不歸附自己的官員，他便羅織罪名加以陷害，如誠意伯劉基（劉伯溫）與他政見不合，便被他設計下毒害死（一說為朱元璋默許）。

胡惟庸的專權，還體現在對朱元璋的刻意蒙蔽上。他曾利用職權，隱瞞各地發(fā)生的水旱災害與民變，謊稱“天下太平”，試圖營造自己輔政有功的假象。更有甚者，他還擅自調動軍隊，與吉安侯陸仲亨、平涼侯費聚等武將勾結，暗中培養(yǎng)私人武裝，其府邸更是“器用僭侈，擬于皇宮”，儼然一副“二皇帝”的做派。

對于胡惟庸的所作所為，朱元璋并非一無所知。作為從底層崛起的開國皇帝，朱元璋有著極強的權力欲與洞察力，他容忍胡惟庸的專權，既有利用淮西集團穩(wěn)定朝政的考量，也有“欲擒故縱”的深意。他需要一個契機，一個既能鏟除胡惟庸，又能徹底廢除丞相制度的契機。

三、雷霆一擊：洪武十三年的政治風暴

洪武十三年正月，契機終于到來。據《明史》記載，胡惟庸稱其府邸井中涌出醴泉（象征祥瑞），邀請朱元璋前往觀賞。朱元璋欣然前往，行至西華門時，宦官云奇突然沖上前去，拉住韁繩，因緊張而說不出話，只是手指胡惟庸府邸的方向。朱元璋警覺，登高遠眺，發(fā)現胡惟庸府中“兵甲林立”，遂斷定其謀反，當即下令逮捕胡惟庸。

這一記載雖充滿戲劇性，卻疑點重重。后世學者多認為，“云奇告變”可能是朱元璋為誅殺胡惟庸而編造的借口。事實上，朱元璋早已掌握胡惟庸專權的證據，誅殺他只是時間問題。無論真相如何，這場“謀反案”成為朱元璋動手的導火索。

正月初六，胡惟庸被處死，罪名是“謀反”。但朱元璋并未就此收手，而是借此機會展開了大規(guī)模的政治清洗。他下令嚴查胡惟庸的黨羽，凡是與胡惟庸有牽連的官員，無論職位高低，一律嚴懲。這場清洗持續(xù)了數年，牽連甚廣，包括御史大夫陳寧、中丞涂節(jié)等中樞官員，以及吉安侯陸仲亨、平涼侯費聚等開國功臣，先后有數萬人被殺。

胡惟庸案的高潮，是對李善長的清算。李善長作為開國第一功臣，雖已退休多年，但作為淮西集團的領袖，他與胡惟庸關系密切（胡惟庸是其兒女親家）。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，朱元璋以“知逆謀不舉”為由，將已經77歲的李善長及其家族七十余人全部處死。至此，淮西集團的核心成員幾乎被一網打盡，胡惟庸案的株連范圍達到頂峰，前后共有三萬余人喪生。

在誅殺胡惟庸的同時，朱元璋做出了一個影響中國歷史的決定——廢除丞相制度。他在《皇明祖訓》中明確規(guī)定：“以后子孫做皇帝時，并不許立丞相。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，文武群臣即時劾奏，將犯人凌遲，全家處死?！蓖瑫r，他將中書省的權力分拆給六部（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），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，皇權由此得到空前加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