崖海濤聲中的不朽身影
1279年3月19日,南海的春潮裹挾著鐵銹味的海風,拍打著崖山(今廣東江門新會區(qū))的海岸。十余萬宋軍殘部與十萬軍民蜷縮在臨時搭建的行宮與戰(zhàn)船中,空氣中彌漫著絕望的氣息——元軍水師已封鎖海灣三日,張弘范的招降書如雪片般落在宋軍帥船上。
此時,左丞相陸秀夫正立于幼主趙昺的船頭。他身著素色官服,腰間玉牌在風浪中撞出清脆聲響。這位四十四歲的文臣,此刻目光如炬,望著遠處被元軍火炮擊碎的宋軍樓船,又低頭看向懷中僅七歲的幼帝。海浪卷著碎木片撲上甲板,他忽然想起三年前護送益王趙昰出海時,自己跪在臨安城破后的廢墟上對太后楊淑妃說的話:“國事至此,陛下當為國死?!?/p>
歷史的吊詭在于,當陸秀夫說出這句話時,他或許并未想到,自己將成為南宋最后的“殉道者”。這場被后世稱為“崖山之后無中華”的海戰(zhàn),最終以十萬軍民投海的悲壯落幕,而陸秀夫背負幼主躍入滄海的瞬間,定格了一個民族對“氣節(jié)”的終極詮釋。
一、天崩地坼:南宋末年的危局與陸秀夫的登場
1。山河破碎的時代背景
南宋的滅亡,是一場跨越百年的慢性崩潰。自1234年蒙古滅金后,鐵木真之孫忽必烈便將目光投向南方。1267年,忽必烈采納劉整“先攻襄陽”的建議,以十年時間圍困襄陽(今湖北襄陽)。1273年,襄陽守將呂文煥開城投降,長江防線門戶洞開。元軍順江而下,1275年,名將伯顏率二十萬大軍攻克建康(今南京),宋恭帝趙投降;1276年,元軍兵臨臨安(今杭州)城下,謝太后攜五歲的宋恭帝獻國璽出降。
此時的南宋,并非毫無抵抗之力。自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以來,南宋殘余勢力在陸秀夫、文天祥、張世杰等人的輔佐下,先后擁立益王趙昰(shi)、衛(wèi)王趙昺(bing)為帝,退守福建、廣東沿海,史稱“行朝”(流動朝廷)。但正如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所載:“宋之亡,非兵不足,乃政先腐敗耳。”賈似道當權(quán)時“隱匿軍情,粉飾太平”,導致襄樊失守;臨安降后,南宋宗室與文臣的黨爭從未停歇——陳宜中與張世杰因用人問題多次爭執(zhí),甚至一度棄軍而逃。
2。陸秀夫的早年與品格底色
陸秀夫,字君實,1236年出生于楚州鹽城(今江蘇鹽城)的一個普通鹽民家庭。《宋史·陸秀夫傳》載其“稍長,從其鄉(xiāng)人孟先生學,孟之徒恒百余,獨指秀夫曰:‘此非凡兒也。’”少年時期的陸秀夫便以“廉靜謙和”聞名,讀書時“晝夜苦學,志于事功”。1256年,21歲的他與文天祥同科進士及第,主考官王應麟讀其策論,稱“忠肝如鐵石”,特奏為“進士第三人”(探花)。
初入仕途的陸秀夫,歷任建康府司農(nóng)寺丞、宗正寺簿等職,雖官職不高,卻以“剛直敢言”著稱。1275年,元軍破建康,陸秀夫隨左丞相趙葵南撤至婺州(今浙江金華)。此時南宋朝廷已遷至福州,益王趙昰即位,是為宋端宗。陸秀夫冒死穿越元軍封鎖線,投奔行朝,被任命為禮部侍郎。
真正讓陸秀夫躋身核心決策層的,是1276年的“溫州事件”。當年三月,元軍追擊至溫州,宋端宗趙昰欲乘船逃亡海外,群臣多勸其“暫避鋒芒”,唯有陸秀夫跪奏:“國事至此,陛下當為國死,豈可效匹夫之勇棄社稷于不顧?”他聯(lián)合張世杰(南宋抗元名將)力排眾議,擁立趙昰登船出海,自己則“日侍帝側(cè),執(zhí)笏立朝,未嘗少懈”。
《宋季忠義錄》記載,陸秀夫“性沉靜,遇事不茍,每議事,必反復開陳,務求至當”。這種“沉靜”并非怯懦,而是歷經(jīng)家國劇變后的清醒——他深知,南宋的存續(xù)已非依賴軍事優(yōu)勢,而是需要一種“寧為玉碎”的精神凝聚力。
二、
孤臣孽子:行朝最后的支柱
1。顛沛流離中的責任擔當
從1276年到1278年,行朝的足跡遍布東南沿海:福州→泉州→潮州→秀山(今珠海)→碙洲(今湛江硇洲島)。這段“海上流亡”的歲月,被后世史家稱為“南宋最后的抗爭”。
在泉州,陸秀夫遭遇了一場信任危機。當時,泉州市舶司提舉蒲壽庚(阿拉伯裔富商)表面歸附行朝,暗中卻勾結(jié)元軍,屠殺南宋宗室與士大夫數(shù)千人。陸秀夫得知后,冒死闖入蒲壽庚府邸質(zhì)問:“汝受宋恩厚,今反噬主,何面目見天下士?”蒲壽庚閉門不納,反將陸秀夫的隨從殺害。此事雖未扭轉(zhuǎn)局勢,卻讓行朝君臣看清了“地方勢力”的不可靠,也堅定了陸秀夫“唯以忠義立國”的信念。
1277年,宋端宗趙昰因長期顛簸染病身亡,年僅11歲。群龍無首之際,陸秀夫與張世杰力排“擁立長君”的建議,擁立7歲的衛(wèi)王趙昺為帝,改元“祥興”?!端问贰份d:“秀夫曰:‘度宗皇帝一子尚在,將焉置之?古人有以一旅成中興者,今百官有司皆具,士卒數(shù)萬,天若未欲絕宋,此豈不可為國耶?’”這段話,道盡了陸秀夫的孤勇——他明知南宋已如風中殘燭,卻仍要以“一旅”之力延續(xù)國祚。
2。崖山:最后的抗元堡壘
1278年,行朝退守碙洲。此時,元軍已派張弘范(張柔之子,降將)為蒙古、漢軍都元帥,率水陸大軍二十萬南下追擊。陸秀夫與張世杰商議后,決定放棄海上游擊,選擇崖山作為最后據(jù)點。
為何選擇崖山?《崖山志》記載:“崖山在大海中,兩山對峙,勢如天險,外有奇石可守,內(nèi)有港灣可泊舟。”更關(guān)鍵的是,崖山背靠大陸,便于從廣東、福建等地征集糧草與兵源。然而,這一決策也存在致命隱患:元軍水師擅長海戰(zhàn),而宋軍的樓船體積龐大、機動性差,一旦被圍,難以突圍。
抵達崖山后,陸秀夫主持朝政,張世杰負責軍事。他們迅速修筑宮室、鑄造兵器,并招募當?shù)貪O民為向?qū)?。此時的行朝,雖“疆土日蹙,兵甲益弱”,卻仍維持著基本的秩序:文臣每日早朝,討論軍政;士兵操練戰(zhàn)船,修補甲胄;百姓則“耕海為田,織網(wǎng)為生”。正如文天祥在《正氣歌》中所寫:“時窮節(jié)乃見,一一垂丹青”——這種“絕境中的堅守”,正是陸秀夫所追求的“士大夫之節(jié)”。
然而,內(nèi)部的裂痕始終存在。陳宜中因與張世杰不和,竟于1278年底擅自乘船逃往占城(今越南),留下“吾不去,恐為敵所執(zhí)”的借口。陸秀夫得知后,派人追至海中,卻只帶回陳宜中的書信:“國事至此,非一人之力可回,宜早圖后路?!标懶惴?qū)⑿潘旱梅鬯?,對左右說:“陳宜中去矣,然國不可無主,吾當與陛下共存亡。”
三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