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 襄樊之戰(zhàn)：宋元交鋒，戰(zhàn)略要沖（第1頁）

襄樊之戰(zhàn)：宋元易代的戰(zhàn)略支點與江南鎖鑰

序章：漢水之濱，南北天險

漢水湯湯，自陜西秦嶺奔涌而下，至湖北襄陽折而東去，匯入長江。這條“天下之中”的黃金水道，將中原與江南連為一體，也讓襄陽、樊城這對“姊妹城”成為南北爭奪的“天險鎖鑰”。

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七十九曾如此評價襄陽：“襄陽者，天下之腰膂也。中原有之，可以并東南；東南得之，亦可以圖西北?！?/p>

北宋地理學(xué)家沈括更直言：“襄陽居荊與樊之間，跨連荊襄，控扼漢水，誠為要地。”（《夢溪筆談·補筆談》）

這兩座依漢水而建的城池，北枕漢江，南依峴山，東有桐柏山為屏，西連武當山余脈，自春秋以來便是楚、秦、晉爭霸的戰(zhàn)場，至宋元之際，更成為決定王朝命運的“咽喉之地”。

南宋咸淳三年（1267年）秋，蒙古大將阿術(shù)率軍渡過漢水，攻占襄陽城外的白河口、鹿門山等據(jù)點。至此，襄樊之戰(zhàn)的大幕正式拉開。這場持續(xù)六年的攻防戰(zhàn)，不僅是宋元易代的關(guān)鍵戰(zhàn)役，更折射出一個王朝的衰亡密碼與冷兵器時代戰(zhàn)略博弈的極致。

第一章

山雨欲來：宋元對峙中的襄樊困局

1。1

南宋的“荊襄防線”與襄樊地位

南宋立國之初，便面臨“強鄰環(huán)伺”的困境：北有金、西有夏、西北有蒙古。為穩(wěn)固統(tǒng)治，宋廷構(gòu)建了“川陜-荊襄-兩淮”三大戰(zhàn)區(qū)，其中荊襄（今湖北襄陽、樊城一帶）被視為“國之屏障”。

南宋名臣李綱在《梁溪集·奏議》中強調(diào)：“襄陽六郡，地為險要，恢復(fù)中原，此為基本?！?/p>

所謂“六郡”，即襄陽、鄧州、唐州、信陽、郢州、均州，其中襄陽為核心。襄陽城“依漢水而建，三面環(huán)水，一面靠山”，城墻高約十丈，城墻上密布箭樓、甕城，護城河寬達百米，堪稱“鐵打的城池”。更關(guān)鍵的是，襄陽地處長江支流漢水與中原水系的交匯處，向北可直逼河南，向東可順江而下直取鄂州（今武漢），向西可入川蜀，向南可屏障臨安（今杭州）。

南宋對襄樊的經(jīng)營始于高宗時期。紹興四年（1134年），岳飛率軍北伐，收復(fù)襄陽六郡，隨后設(shè)立“荊湖北路安撫使司”，駐軍十萬，屯田積糧，將襄樊打造成“川陜-兩淮”的物資轉(zhuǎn)運樞紐。至孝宗時期（1163-1189），宋廷進一步強化襄樊防御，派呂氏家族（呂文德、呂文煥）世守荊襄。呂文德“性樸拙，然御下嚴，善用兵”（《宋史·呂文德傳》），其弟呂文煥“謹厚，善守”（《元史·呂文煥傳》），兄弟二人以“呂家軍”為核心，將襄樊守得固若金湯。

然而，看似穩(wěn)固的防線下，卻暗藏隱患。呂氏家族長期掌控荊襄軍權(quán)，“自為一軍，不隸朝廷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長編》卷一四三），形成“地方割據(jù)”之勢。宋廷雖依賴其守邊，卻對其“尾大不掉”心存忌憚，不僅克扣軍餉，更派宦官監(jiān)軍，導(dǎo)致將帥離心。至度宗咸淳年間（1265-1274），襄陽守軍“兵不滿三萬，糧不支半年”（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卷三），而呂文煥“日夕登城，與士卒同甘苦”（《宋史·呂文煥傳》），仍難挽頹勢。

1。2

元朝的戰(zhàn)略轉(zhuǎn)向：從“聯(lián)宋滅金”到“滅宋統(tǒng)一”

蒙古崛起于漠北后，與南宋的關(guān)系經(jīng)歷了從“聯(lián)合”到“對抗”的轉(zhuǎn)變。1234年，蒙古聯(lián)合南宋滅金，約定“以黃河為界”；但南宋“端平入洛”（1234年）失敗后，雙方正式交惡。窩闊臺汗時期（1229-1241），蒙古雖以“滅金”為首要目標，卻已開始謀劃滅宋。

忽必烈繼位（1260年）后，戰(zhàn)略重心徹底轉(zhuǎn)向中原。他采納漢臣劉秉忠、姚樞的建議，提出“先取襄樊，再圖江南”的戰(zhàn)略：“襄樊者，江南之門戶也。得之，則長江可渡；失之，則川蜀難保?！保ā对贰⒈覀鳌罚?/p>

為實施這一計劃，蒙古做了三方面準備：

其一，招降納叛，瓦解南宋防線。1261年，蒙古招降南宋荊湖都統(tǒng)劉整。劉整原為呂文德部將，因遭排擠投降，獻“筑堡漢岸，連亙圍襄陽”之策（《元史·劉整傳》），成為元軍攻襄的關(guān)鍵智囊。

其二，建造“回回炮”，突破城防壁壘。蒙古滅花剌子模后，從阿拉伯地區(qū)引進“回回炮”（又稱“襄陽炮”），這是一種以杠桿原理發(fā)射的拋石機，射程達200步（約300米），可擊毀城墻與城樓?！对贰ぐ⑿g(shù)傳》載：“回回炮所中，無不摧陷?！?/p>

這種“重火力”武器，徹底改變了冷兵器時代的攻城模式。

其三，整合水陸兵力，形成立體攻勢。元軍以阿術(shù)為主帥、劉整為副帥，集結(jié)20萬大軍（含蒙古軍、漢軍、西域“色目軍”），并組建水軍，封鎖漢水。劉整曾對阿術(shù)說：“我精兵突騎，所當者破，所擊者服，未嘗敗北，故能滅國定天下。中原之地，一馬平川，利于騎戰(zhàn)，未可易攻。漢水之南，多山多險，城池堅深，若非以大炮破其城垣，雖有百萬之眾，難越雷池一步。”（《元史·劉整傳》）

這番話，道破了元軍“以炮破城、以水斷糧”的核心戰(zhàn)術(shù)。

1。3

戰(zhàn)前的平靜與暗流：南宋的麻痹與元朝的準備

面對元軍的步步緊逼，南宋朝廷卻沉醉于“鄂州大捷”（1259年蒙哥汗戰(zhàn)死釣魚城）的僥幸。宋理宗寵信賈似道，任命其為“右丞相兼樞密使”，總攬朝政。賈似道為鞏固權(quán)位，一方面“粉飾太平”，在臨安“半閑堂”與姬妾斗蟋蟀；另一方面挪用荊襄軍費修建私宅，“襄樊之餉，盡入私囊”（《宋史·賈似道傳》）。

前線將領(lǐng)的奏報被賈似道“匿不以聞”（《宋史·賈似道傳》）。咸淳五年（1269年），襄陽守將呂文煥派使者向朝廷求援，稱“圍城日久，糧盡援絕”，賈似道卻將奏疏“寢而不報”。直至咸淳六年（1270年），襄陽守軍“人相食，米斗五千錢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卷一八三），呂文煥“日泣，目盡腫”（《宋史·呂文煥傳》），宋廷仍未派一兵一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