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忽必烈建元：改國號元，君臨天下（第1頁）

草原雄鷹的“天命”轉(zhuǎn)身

1271年11月18日（至元八年十月十三日），大都（今北京）皇城內(nèi)的宮殿中，忽必烈端坐在飾有日月星辰紋的御座上，接過丞相劉秉忠呈來的《建國號詔》。詔書以典雅的文言寫道：“誕膺景命，奄四海以宅尊；必有美名，紹百王而紀(jì)統(tǒng)……可建國號曰大元，蓋取《易經(jīng)》‘乾元’之義。”（《元史·世祖本紀(jì)一》）這一刻，“大蒙古國”（yeke

hol

u露s）的草原印記，正式被“大元”（da

玉an）的華夏符號覆蓋。

從漠北草原的“斡難河稱汗”到中原王朝的“君臨天下”，忽必烈的“建元”絕非簡單的國號更替，而是一場跨越游牧與農(nóng)耕、草原與城市的文明轉(zhuǎn)型。這場轉(zhuǎn)型不僅終結(jié)了蒙古帝國“草原共主”的傳統(tǒng)，更開啟了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“大一統(tǒng)”王朝的新篇章。本文將沿著忽必烈的崛起軌跡，解析“大元”國號的政治密碼，探討其“君臨天下”的治理邏輯，并在歷史的長時段中評判其功過。

一、

草原與中原：忽必烈的崛起之路

1。1

蒙古帝國的“二元基因”與繼承危機

1206年，鐵木真在斡難河（今鄂嫩河）源頭召開“忽里勒臺”（大聚會），被推舉為“成吉思汗”，建立“大蒙古國”。這個以游牧軍事聯(lián)盟為基礎(chǔ)的帝國，從誕生起便蘊含“草原”與“擴張”的雙重基因：一方面，它保留著“逐水草而居”的傳統(tǒng)，部落貴族（那顏）掌握實權(quán)；另一方面，通過連續(xù)的西征（滅花剌子模）、南伐（滅西夏、金、大理），其疆域已橫跨歐亞大陸，形成了“草原共主+四大汗國”的松散結(jié)構(gòu)。

成吉思汗去世后，帝國的權(quán)力交接始終伴隨著血腥與動蕩。窩闊臺（1229-1241年在位）、貴由（1246-1248年在位）、蒙哥（1251-1259年在位）三任大汗的繼位，均依賴“黃金家族”內(nèi)部的武力與權(quán)謀。其中，蒙哥汗的上臺最具轉(zhuǎn)折性：他通過鎮(zhèn)壓窩闊臺系、察合臺系貴族的反抗，將汗位從窩闊臺系轉(zhuǎn)移到拖雷系（自己的父親拖雷是成吉思汗幼子），并強化了中央集權(quán)——他設(shè)立“也可札魯忽赤”（大斷事官）管理行政，推行“驛站制度”加強控制，甚至對不愿服從的拔都（金帳汗國統(tǒng)治者）也保持威懾。

然而，蒙哥汗的猝死（1259年攻宋釣魚城時中箭身亡）徹底撕裂了蒙古帝國的脆弱平衡。其弟忽必烈（拖雷第四子）與幼弟阿里不哥（拖雷幼子）同時宣布繼位，前者在漠南漢地（今內(nèi)蒙古、華北）的“開平”（今多倫）稱汗，后者在蒙古故都哈拉和林（今蒙古國杭愛省）繼位。這場“兩都之爭”不僅是汗位的爭奪，更是蒙古帝國“草原傳統(tǒng)”與“漢法治理”的路線之爭。

1。2

忽必烈的“漢化”覺醒與政治資本

忽必烈的崛起，始于他對“漢法”的主動擁抱。與多數(shù)蒙古貴族不同，他早年便接觸到中原文化：1242年，他邀請中原儒士劉秉忠（號藏春散人）至漠北，“命輔導(dǎo)太子真金”（《元史·劉秉忠傳》）；1251年，蒙哥汗命其“總領(lǐng)漠南漢地軍國庶事”，駐蹕邢州（今河北邢臺）。在邢州期間，忽必烈“興屯田，修水利，招流亡，立官署”（《元史·世祖本紀(jì)一》），將邢州從“戶口凋弊”的荒野變?yōu)椤熬胤备弧钡臉影?，贏得中原士紳的廣泛支持。

更關(guān)鍵的是，忽必烈身邊聚集了一批“漢法派”謀士：劉秉忠精通《周易》《尚書》，主張“以儒治國”；姚樞是程朱理學(xué)的推崇者，提出“行漢法、選賢能、屯田積谷”；史天澤是漢人世侯（地方武裝首領(lǐng)），熟悉中原軍事制度。這些人的影響，使忽必烈逐漸形成了“以漢法治漢地，以草原法馭諸部”的治國理念。

1259年蒙哥汗去世后，忽必烈的“漢法”路線成為其爭奪汗位的核心優(yōu)勢。他以“遵祖宗之法，行漢地之治”為口號，在開平召開“忽里勒臺”，獲得蒙古東道諸王（如塔察兒、也孫哥）的支持；同時，他派廉希憲（畏兀兒人，漢法派代表）赴燕京（今北京），穩(wěn)定中原局勢，切斷阿里不哥的南下通道。1260年5月5日（農(nóng)歷三月廿四），忽必烈在開平正式稱帝，改元“中統(tǒng)”，宣稱“祖述變通，正在今日”（《元史·世祖本紀(jì)一》），標(biāo)志著蒙古帝國從“草原共主”向“中原王朝”的轉(zhuǎn)型邁出關(guān)鍵一步。

1。3

從“中統(tǒng)”到“至元”：權(quán)力鞏固與舊俗挑戰(zhàn)

忽必烈的稱帝并未終結(jié)蒙古帝國的內(nèi)部矛盾。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稱汗后，聯(lián)合漠北貴族（如蒙哥汗之子阿速帶）反撲，雙方展開長達(dá)四年的戰(zhàn)爭（1260-1264）。最終，忽必烈憑借中原的經(jīng)濟支持（如“稅糧”“鹽課”）和漢軍的戰(zhàn)斗力（如史天澤、張弘范的部隊），于1264年迫使阿里不哥投降。

這場勝利雖鞏固了忽必烈的汗位，卻暴露了蒙古帝國的深層危機：漠北貴族（舊俗派）不滿其“重用漢人、推行漢法”，多次策劃叛亂；四大汗國（金帳、察合臺、窩闊臺、伊利）也逐漸脫離控制——金帳汗國（俄羅斯地區(qū)）因宗教差異（東正教與伊斯蘭教）與元廷交惡；察合臺汗國（中亞）因汗位繼承問題與元廷兵戎相見；伊利汗國（西亞）雖名義上尊奉元帝，但實際獨立。

面對內(nèi)外壓力，忽必烈意識到：僅靠“蒙古大汗”的身份已無法維系統(tǒng)治，必須構(gòu)建一個新的“政治符號”來整合多元族群。這一符號，便是“大元”國號。

二、

建元大元：從“大蒙古國”到“大元王朝”

2。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