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 元初政改：革新舊制，推行新章（第2頁）

在此基礎上，忽必烈仿照金制設立“中書省”，作為最高行政機構(gòu)。中書省長官為左右丞相（例由蒙古、色目人擔任），下設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分管具體事務?！对湔隆ぢ毠佟份d：“中書主民，總領(lǐng)百司，秩尊望重，為天子喉舌?！敝袝〉脑O立，標志著元朝從“部落聯(lián)盟”向“中央集權(quán)”的轉(zhuǎn)型——皇帝通過中書省直接控制地方，徹底改變了蒙古“諸王分封、各自為政”的舊俗。

為制衡中書省的權(quán)力，忽必烈還設立了樞密院（最高軍事機構(gòu)）與御史臺（監(jiān)察機構(gòu)）。樞密院長官由皇帝親信的蒙古人擔任，負責全國軍事調(diào)度；御史臺則糾察百官，“凡大臣奸邪、小人構(gòu)黨、作威福亂政者，劾之”（《元史·百官志》）。這種“行政、軍事、監(jiān)察”三權(quán)分立的格局，既避免了蒙古舊俗中“權(quán)力過于集中”的弊端，又防止了漢法中“相權(quán)過大”的風險，成為元朝中央集權(quán)的核心框架。

2。2

地方治理：行省制度的誕生與定型

元朝疆域“北逾陰山，西極流沙，東盡遼左，南越海表”（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），傳統(tǒng)的“郡縣制”或“分封制”均無法有效管理如此廣袤的領(lǐng)土。忽必烈在滅宋過程中，逐步探索出“行中書省”（簡稱“行省”）的解決方案。

行省最初是“行中書省”的簡稱，作為中書省的派出機構(gòu)，代表中央管理地方。1273年，元廷設立“荊湖等路行中書省”，總管荊襄、湖廣地區(qū)；1276年滅宋后，又設立“江浙等路行中書省”“江西等路行中書省”等。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，元廷頒布《行省條畫》，將行省制度化：“行中書省，掌國庶務，統(tǒng)郡縣，鎮(zhèn)邊鄙，與都?。ㄖ袝。楸砝?。”（《元典章·職官》）至此，行省從臨時派遣機構(gòu)發(fā)展為常設的地方最高行政單位。

行省的職能極為廣泛：“錢糧、兵甲、屯種、漕運、軍國重事，無不領(lǐng)之”（《元史·百官志》），但受中央嚴格節(jié)制。例如，行省長官平章政事（二人）需定期向中書省奏報政務；重大軍事行動必須“申覆”（報請批準）；財政稅收需按中央規(guī)定上解，不得擅自征收。這種“集權(quán)于中央，靈活于地方”的模式，被《明史·地理志》譽為“中國省制的開端”——明朝改行省為“承宣布政使司”，但“省”的名稱與職能基本保留；清朝則在行省基礎上增設巡撫、總督，形成“省—道—府—縣”的四級行政體系，延續(xù)至今。

對于邊疆地區(qū)，元廷采取“因俗而治”的靈活策略。例如，西藏地區(qū)設“宣政院轄地”，由帝師（藏傳佛教領(lǐng)袖）直轄，通過“宣慰使司都元帥府”“萬戶府”等機構(gòu)管理；云南行省則“置郡縣，設土官”（任命當?shù)厣贁?shù)民族首領(lǐng)為地方官），既維護中央權(quán)威，又尊重地方習俗；嶺北行省（管轄蒙古高原）則以“軍管”為主，保留蒙古傳統(tǒng)的“千戶制”，確保游牧經(jīng)濟的穩(wěn)定。

2。3

法律體系：從“習慣法”到“成文法”的跨越

蒙古滅宋前，法律體系以“習慣法”為主，即《大扎撒》（蒙古語“大法令”）?！洞笤觥芬?guī)定“同罪異罰”：蒙古人犯罪由“斷事官”（蒙古貴族）裁決，漢人犯罪則適用嚴酷的“韃靼法”（如“漢人盜馬者死”）。這種法律體系在草原上可行，卻嚴重激化了蒙漢矛盾——《元史·世祖紀》載：“世祖初立，民多失業(yè)，而用法嚴急，民不聊生。”

為緩和社會矛盾，元廷開始編纂系統(tǒng)的成文法典。1291年，元世祖命何榮祖“以公規(guī)、治民、御盜、理財?shù)仁戮優(yōu)橐粫?，命名為《至元新格》，這是元朝第一部系統(tǒng)的成文法典。但《至元新格》內(nèi)容較為簡略，無法滿足實際需求。1323年，元英宗命大臣匯編歷代詔令、判例，頒布《大元通制》?！洞笤ㄖ啤ば颉贩Q：“采歷代之成規(guī)，酌時宜之可行，以為一代之定制。”該法典以《唐律疏議》為藍本，融合蒙古習慣法，規(guī)定“諸犯罪者，依例斷之”（《大元通制·名例》），統(tǒng)一了全國的法律標準。

此外，元廷還編纂《大元圣政國朝典章》（簡稱《元典章》），收錄元世祖至英宗時期的詔令、判例，作為《大元通制》的補充。《元典章》不僅記錄了法律條文，還保留了大量社會史資料（如賦稅、戶籍、宗教），被后世譽為“元代社會的百科全書”。

2。4

選官制度：科舉的復興與“吏員入仕”的平衡

蒙古滅宋后曾廢科舉（1275年），理由是“漢人無補于國”（《元史·選舉志》）。但隨著統(tǒng)治的穩(wěn)固，忽必烈意識到“得人心者得天下”，于1315年（元仁宗延佑二年）重啟科舉。然而，元廷對科舉的限制極為嚴格：考試內(nèi)容以程朱理學為主（“經(jīng)義、策問皆本于朱子”）；錄取名額極少（每科僅錄取百余人）；且“蒙古、色目人考兩場，漢人、南人考三場”（《元史·選舉志》）；錄取后“蒙古、色目人授從六品，漢人、南人授正七品”（《元典章·選舉》）。這種“不公平”的科舉，本質(zhì)上是為了“籠絡士心”而非“唯才是舉”——元仁宗曾直言：“朕設科舉，非為取士，不過收漢人之望耳?！保ā恫菽咀印るs俎篇》）

由于科舉規(guī)模小，元朝官員的主要來源是“吏員入仕”。吏員指州縣衙門的書吏、典史等基層職員，他們通過“歲貢”（每年選拔優(yōu)秀吏員）或“保舉”（地方官推薦）進入仕途。《元史·成宗紀》載：“今中外百司，吏員猥濫，多非其人?！边@種現(xiàn)象雖能選拔熟悉實務的人才，但也導致“官冗吏濫”“賄賂公行”——吏員通過“賣放”“私役”等手段斂財，甚至“干預刑名，紊亂官府”（《元典章·吏部》）。

三、成效與矛盾：革新中的張力

3。1

積極成效：奠定元朝百年統(tǒng)治的基礎

元初政改的成效是顯著的。首先，中央集權(quán)得到空前強化。行省制度的推行，使元廷對遼闊疆域的控制能力遠超宋、金。《元史·地理志》載：“行省分天下之治，綱紀粗立，而民庶安之。”其次，民族融合加速。通過“行漢法”、重用漢臣（如史天澤、張文謙），元廷緩和了蒙漢矛盾，部分漢人地主、士人開始認同元朝統(tǒng)治——《滋溪文稿·送王繼學序》稱：“南人中有才德者，亦得與聞國政?！?/p>

經(jīng)濟與文化也因政改而復蘇。元廷推行“重農(nóng)桑”政策，設司農(nóng)司、編《農(nóng)桑輯要》，農(nóng)業(yè)逐漸恢復；同時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（如保護儒學、支持宗教），催生了元曲、散曲等文化高峰。關(guān)漢卿的《竇娥冤》、王實甫的《西廂記》，正是元朝文化繁榮的縮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