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二章 莫須有冤獄：忠臣被害，千古悲憤（第2頁）

（二）羅織罪證：“連環(huán)計”下的合法謀殺

要殺岳飛，需“師出有名”。秦檜與黨羽萬俟卨（mo

qi

xiè）、羅汝楫精心設計了一套“連環(huán)計”：

第一步：削兵權(quán)，奪其勢。

紹興十一年四月，朝廷詔命韓世忠、張俊、岳飛三大將入朝，“改任樞密使、樞密副使，罷其宣撫司”（《宋史·高宗本紀》）。表面上是“升遷”，實則是解除他們的直接統(tǒng)兵權(quán)。岳飛入朝后，被調(diào)任“萬壽觀使”的虛職，徹底失去對軍隊的控制。

第二步：構(gòu)陷罪證，制造“謀反”假象。

秦檜指使萬俟卨彈劾岳飛“逗留舒州，不即進兵”（《宋會要輯稿》刑獄一），又令御史中丞何鑄、大理卿周三畏審訊。審訊中，他們逼迫岳飛“自誣”，但岳飛寧死不屈，裂裳背“盡忠報國”四字示之（《宋史·岳飛傳》）。見硬的不行，秦檜又命人偽造“岳飛給張憲的書信”，謊稱岳飛要“謀反”；又脅迫張憲、岳云（岳飛長子）作偽證，稱“岳飛嘗自言‘己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(jié)’”（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》卷一四二），暗示其有不臣之心。

第三步：“莫須有”的終極定罪。

韓世忠得知岳飛被誣，憤然質(zhì)問秦檜：“‘岳飛何罪？’檜曰：‘其事體莫須有。’”（《宋史·岳飛傳》）“莫須有”三字，意為“可能有、大概有”，是對法律的徹底踐踏。正如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所言：“莫須有者，獄之奸者也。獄成于奸，而莫須為之辭，以鉗天下之口。”（《讀通鑒論》卷二十三）

（三）風波亭的血色黃昏：一代忠魂的隕落

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（1142年1月27日），除夕前夜，岳飛與岳云、張憲被押解至大理寺獄。據(jù)《鄂王行實編年》記載，獄卒隗順冒死將岳飛遺體背出，埋于錢塘門外九曲叢祠旁，并在墓前種兩棵橘樹為記。臨刑前，岳飛手書八個大字：“天日昭昭！天日昭昭！”

這場冤獄，不僅奪走了一代名將的生命，更摧毀了南宋的抗金力量。韓世忠因質(zhì)問秦檜，從此“杜門謝客，絕口不言兵”（《宋史·韓世忠傳》）；張俊雖茍活，卻淪為秦檜的幫兇，“附會權(quán)奸，附下罔上”（《宋史·張俊傳》）?？菇鸬拇蠛镁置妫痛送呓?。

三、千古悲憤：冤獄的余波與民族記憶

（一）直接代價：南宋的衰亡伏筆

岳飛之死，是南宋由盛轉(zhuǎn)衰的轉(zhuǎn)折點。《宋史·孝宗本紀》載，宋孝宗趙昚即位后（1162年），立即為岳飛平反，追謚“武穆”，改葬西湖棲霞嶺。但此時距紹興和議（1141年）已過去二十年，宋金實力對比已發(fā)生根本變化——金朝遷都燕京（今北京）后，國力漸強；南宋則因主戰(zhàn)派被壓制，“士氣銷沮，國勢寖微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卷一百四十二）。

更深遠的影響在于政治生態(tài)的惡化?！澳氂小背蔀楹笫罊?quán)臣效仿的工具：明代魏忠賢以“東林黨議”構(gòu)陷忠良，清代年羹堯因“驕縱不法”被削官奪爵，皆可追溯至“莫須有”的邏輯——皇權(quán)至上，法律為私。正如孟德斯鳩在《論法的精神》中所言：“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怖，恐怖的目的是平靜?！钡@種“平靜”，是以犧牲公平與正義為代價的。

（二）文化符號：忠義精神的永恒燃燒

岳飛的冤案，最終演變?yōu)橹腥A民族的文化符號。自宋孝宗平反起，杭州岳王廟便成為民間祭祀的中心。據(jù)《武林舊事》記載，南宋時“每歲清明，都人不論貧富，傾城而出，笙歌鼎沸，鼓吹喧天”。明清時期，岳王廟多次擴建，康熙帝親題“碧血丹心”匾額，乾隆帝六下江南四次謁廟，留下“百戰(zhàn)功成莫須有，一生忠勇重千秋”的感嘆。

文學藝術(shù)領域，“岳飛故事”更是長盛不衰。元雜劇《東窗事犯》虛構(gòu)了秦檜夫婦在陰間受審的情節(jié)，痛斥其“逞兇頑，設陰謀”；明代馮夢龍《精忠記》、清代錢彩《說岳全傳》將岳飛塑造成“忠君愛國”的典范，甚至加入“槍挑小梁王”“大鬧武科場”等虛構(gòu)情節(jié)，強化其英雄形象。近代以來，岳飛精神更被賦予新的內(nèi)涵：梁啟超稱其為“中國民族主義之導師”，鄧廣銘在《岳飛傳》中評價：“他的死，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冤獄，也是最壯烈的犧牲。”

（三）歷史反思：誰制造了“莫須有”？

“莫須有”冤獄的本質(zhì)，是皇權(quán)專制與權(quán)力斗爭的產(chǎn)物。宋高宗為?；饰?，不惜犧牲國家利益；秦檜為固權(quán)位，甘當皇權(quán)鷹犬；而岳飛的悲劇，正在于他既是“忠君”的典范，又是“威脅皇權(quán)”的存在——這種矛盾，在封建王朝的體制下，注定無法調(diào)和。

但歷史的吊詭在于，正是這種“忠奸對立”的敘事，反而強化了岳飛的“忠義”形象。正如文天祥在《正氣歌》中所言：“時窮節(jié)乃見，一一垂丹青。”當后人在岳王廟前追思時，他們追思的不僅是一個具體的歷史人物，更是對“正義終將戰(zhàn)勝邪惡”“公道自在人心”的信念。

四、血寫的“莫須有”，刻在民族脊梁上的警鐘

風波亭的寒夜早已消散，但“莫須有”三字依然如重錘，敲打著每一個讀史者的心靈。岳飛的冤，是個人的悲劇，更是時代的傷口；他的死，是忠臣的絕唱，更是民族的覺醒。

站在今天的視角回望，我們或許能更清晰地看到：封建皇權(quán)的專制本質(zhì)，才是“莫須有”冤獄的根源；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歷經(jīng)磨難而不衰，正是因為有無數(shù)像岳飛這樣的“脊梁”，用熱血與生命捍衛(wèi)著“忠義”與“公道”。

當我們撫摸岳王廟“盡忠報國”的匾額，觸摸“精忠柏”斑駁的樹干，耳邊仿佛又響起那八個字的吶喊：“天日昭昭！天日昭昭！”這不是對歷史的抱怨，而是對未來的警示——唯有以制度約束權(quán)力，以民心凝聚正義，“莫須有”才能永遠成為歷史的名詞，而“精忠報國”的精神，才能永遠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