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六章 黨爭之禍亂局：派系傾軋，朝綱不振（第2頁）

哲宗即位后（1085年），高太后垂簾聽政，起用司馬光等舊黨，全面廢除新法（史稱“元佑更化”）。此次“更化”并非理性糾偏，而是“一刀切”式的清算：不僅廢除“青苗法”“募役法”等富國之策，連“保甲法”等維護治安的措施也被取消，導致“吏緣為奸，民不聊生”。

更致命的是，舊黨內(nèi)部也因權(quán)力分配分裂：程頤等“洛黨”主張“道德救世”，蘇軾等“蜀黨”強調(diào)“寬簡治國”，雙方互相攻訐，“洛蜀黨爭”使朝綱更加混亂。蘇軾曾在《論給田募役狀》中批評程頤“專務(wù)虛名，不務(wù)實效”，程頤則反譏蘇軾“輕薄無行，好為譏諷”。

哲宗親政后（1093年起），為扭轉(zhuǎn)“元佑更化”的頹勢，起用章惇等新黨，發(fā)起“紹圣紹述”，全面恢復新法并報復舊黨：蘇軾被貶惠州、儋州（今海南），司馬光被追奪謚號，舊黨官員幾乎被“一網(wǎng)打盡”。章惇甚至提出“凡元佑所革，一切復之”，連高太后垂簾時頒布的“免行錢”（減少官員特權(quán)）也被廢除。

至此，北宋黨爭徹底陷入“你死我活”的惡性循環(huán)：政策隨皇帝與權(quán)臣的更替反復搖擺，官員因站隊不同而命運驟變，朝堂之上“今日為君子，明日為小人”的現(xiàn)象屢見不鮮?！端问贰ぜ槌紓鳌犯锌骸罢茏谟H政，章惇用事，凡元佑所革，一切復之，而黨禍益烈。”

四、黨爭的破壞：朝綱不振與國勢衰微

持續(xù)百年的黨爭，對北宋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造成了全方位的破壞，最終加速了“靖康之變”的到來。

（一）政治：行政效率癱瘓，信任體系崩塌

黨爭導致朝廷決策陷入“議而不決、決而不行”的困境。一項政策出臺前，需經(jīng)反復爭論；推行中，又因反對派阻撓而扭曲變形。例如，王安石的“市易法”本意是平抑物價（由官府在豐年收購糧食，災年平價出售），卻因新舊黨爭被曲解為“與民爭利”——反對派攻擊“市易務(wù)”（管理市易法的機構(gòu)）“賤糴貴糶，漁奪民利”，最終迫使朝廷于元佑元年（1086年）廢除“市易法”，導致糧價暴漲，百姓“餓殍遍野”。

更嚴重的是，官員的晉升與貶謫不再基于政績，而取決于“站隊”：支持新法者即使無能也能升遷，反對新法者即便賢能也被打壓。例如，元佑年間（1086-1094），舊黨官員劉摯因反對章惇被貶為“鼎州團練副使”，而新黨官員呂惠卿（曾因“華亭案”被彈劾）卻因支持章惇官至宰相。這種“劣幣驅(qū)逐良幣”的機制，使北宋官場充斥投機取巧之輩，真正有能力的“能吏”（如李綱、宗澤）反遭排擠。

（二）經(jīng)濟：改革成果付東流，民生陷入困頓

新法的許多措施本可緩解“三冗”危機：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貸剝削（據(jù)統(tǒng)計，熙寧年間民間借貸利率從30%降至10%），募役法減輕了農(nóng)民負擔（原來需服差役的農(nóng)民每年可節(jié)省3-5個月的勞動時間），市易法穩(wěn)定了市場物價（熙寧十年，汴京糧價較景德年間下降15%）。但隨著黨爭加劇，這些政策或被廢除（如元佑更化），或被濫用（如紹圣紹述時期“青苗法”強制攤派）。

元佑年間（1086-1094），全國耕地面積較熙寧年間（1068-1077）減少15%，糧食產(chǎn)量下降20%；到哲宗末年（1100年），財政赤字已達“歲入之半”，不得不加征“經(jīng)制錢”“總制錢”等苛捐雜稅（每貫稅錢增加20-30文）?！端问贰な池浿尽酚涊d：“民力既殫，而國用愈不足，于是始有經(jīng)制、總制之名?！卑傩找蛸x稅過重，“賣田鬻子，流離道路”的現(xiàn)象屢見不鮮。

（三）軍事：戰(zhàn)略搖擺，邊防崩潰

北宋的軍事積弱，與黨爭密切相關(guān)。對西夏戰(zhàn)爭中，新黨主張“積極防御”（如王安石支持“熙河開邊”，收復河湟地區(qū)，切斷西夏右臂），舊黨則要求“棄地求和”（如司馬光主張“棄熙河，還西夏”）。政策反復導致宋軍“進無寸功，退失要地”：1099年，西夏攻占宋軍堅守三年的平夏城（今寧夏固原），宋軍損失數(shù)萬人；1100年，哲宗親政后雖試圖反擊，但因舊黨官員掣肘，“將帥不得專其權(quán)”，最終無功而返。

對遼戰(zhàn)爭中，黨爭同樣誤國。哲宗親政后，新黨為扭轉(zhuǎn)“元佑更化”的軟弱形象，貿(mào)然發(fā)動“元符北伐”（1100年），卻因準備不足（軍隊缺乏訓練、糧草未備）慘敗，宋軍“十喪三四”，被迫簽訂“屈野河之盟”，割讓河曲之地?；兆跁r期，新黨余脈蔡京集團為鞏固權(quán)力，與金國簽訂“海上之盟”（1120年），約定聯(lián)合滅遼后分取燕云十六州。然而，北宋軍隊因長期黨爭已不堪一擊，1125年金軍南下時，“汴京守軍不滿七萬，老弱占半”，最終釀成“靖康之變”的慘禍。

五、歷史的鏡鑒：黨爭的教訓與反思

北宋黨爭的悲劇，本質(zhì)是制度缺陷與人性的雙重失敗。其教訓對后世極具警示意義：

（一）制度約束：防止權(quán)力過度集中

北宋“與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模式雖先進，卻缺乏對權(quán)力的有效制約?；实鄣摹叭酥巍眱A向（如神宗偏袒王安石、哲宗縱容章惇），使黨爭失去了制度性的平衡機制?，F(xiàn)代政治中，“權(quán)力制衡”仍是避免派系傾軋的關(guān)鍵——無論是立法、行政還是司法，都需有獨立的監(jiān)督機制，防止任何一方權(quán)力過大。

（二）政治包容：超越“非黑即白”的對立

北宋黨爭的激化，源于士大夫?qū)ⅰ罢姺制纭碑惢癁椤暗赖聦徟小?。真正的政治文明，?yīng)允許不同聲音的存在，通過理性討論達成共識。正如司馬光所言：“凡議國事，惟論是非，不徇好惡?！苯裉斓奈覀兏鼞?yīng)明白：政策的優(yōu)劣需通過實踐檢驗，而非“標簽化”的攻擊；政治的目的是解決問題，而非“消滅對手”。

（三）用人之道：以實績?yōu)闃藴?，而非立?/p>

北宋后期“站隊決定命運”的用人模式，使朝廷失去了大量賢能之士。李綱在《靖康傳信錄》中批評：“今日之患，始于朋黨，成于用人。”現(xiàn)代管理中，“任人唯賢”而非“任人唯派”，才能激發(fā)團隊的創(chuàng)造力與凝聚力——無論是企業(yè)還是政府，都應(yīng)建立科學的考核機制，讓“能者上、庸者下”。

六、從黨爭到治世——歷史的啟示

北宋黨爭的百年亂局，最終以“靖康之變”的慘烈結(jié)局收場。這場“文人相輕”的悲劇，不僅葬送了一個繁榮的時代，更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：政治的本質(zhì)是解決問題，而非黨同伐異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平衡與包容，而非僵化與對立。

歷史不會重復，但總在押韻。今天的我們，或許能從北宋黨爭的鏡鑒中，更深刻地理解：唯有超越派系、回歸務(wù)實，以制度約束權(quán)力，以包容凝聚共識，才能避免重蹈“黨爭之禍”的覆轍，真正實現(xiàn)國家的長治久安。

正如《宋史·范仲淹傳》所言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”真正的政治家，當以天下為己任，而非以黨爭為私利。這，或許正是北宋黨爭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遺產(chǎn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