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 襄樊之戰(zhàn)：宋元交鋒，戰(zhàn)略要沖（第2頁）

前線將領(lǐng)的奏報被賈似道“匿不以聞”（《宋史·賈似道傳》）。咸淳五年（1269年），襄陽守將呂文煥派使者向朝廷求援，稱“圍城日久，糧盡援絕”，賈似道卻將奏疏“寢而不報”。直至咸淳六年（1270年），襄陽守軍“人相食，米斗五千錢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卷一八三），呂文煥“日泣，目盡腫”（《宋史·呂文煥傳》），宋廷仍未派一兵一卒。

元軍則利用這段時間完成戰(zhàn)略部署。1267年秋，阿術(shù)率軍渡漢水，攻占白河口、鹿門山，切斷了襄陽與陸路的聯(lián)系；1268年冬，劉整率“漢軍”在漢水北岸修筑“一字城”，將襄陽與樊城分割包圍；1269年春，元軍又在漢水中流“筑實心臺”，架設(shè)回回炮，“可直擊襄陽城樓”（《元史·阿術(shù)傳》）。至此，襄樊陷入“外無援兵，內(nèi)無糧草”的絕境。

第二章

圍城危局：襄樊之戰(zhàn)的全程博弈

2。1

第一階段（1267-1269）：元軍合圍，襄樊孤立

咸淳三年（1267年）九月，阿術(shù)率元軍主力抵達襄陽城下。他并未急于攻城，而是采取“圍而不打”的策略：派騎兵“日巡于外，夜宿于營”，切斷襄陽與外界的信息傳遞；派水軍“沿漢水上下，往來如飛”，攔截宋軍糧船。

襄陽守軍試圖突圍，卻屢遭挫敗。咸淳四年（1268年）春，呂文煥率五千騎兵出城，欲打通與郢州（今湖北鐘祥）的聯(lián)系，卻在“萬山”（今湖北襄陽西）遭遇元軍伏兵。宋軍“馬躓，人墜崖，死者過半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卷一八二），突圍失敗。

南宋朝廷終于意識到危機。咸淳四年（1268年）十月，宋度宗下詔“發(fā)諸路兵援襄陽”，但賈似道以“兵貴神速”為由，拒絕調(diào)用“殿前司”精銳，僅派“殿前指揮使”范文虎率“新募市兵”前往。范文虎“性驕悍，不習軍事”（《宋史·范文虎傳》），率十萬大軍至襄陽外圍，卻“日與妓樂，不問軍情”（《癸辛雜識·后集》），最終“師久無功，狼狽而還”（《宋史·賈似道傳》）。

2。2

第二階段（1270-1271）：糧盡援絕，樊城先陷

咸淳五年（1269年）冬，元軍“一字城”完工，襄陽被徹底分割為“孤島”。劉整趁機向阿術(shù)獻策：“襄陽之守，恃有樊城。若先取樊城，則襄陽不攻自破。”（《元史·劉整傳》）

1270年正月，元軍集中火力猛攻樊城。

樊城位于漢水北岸，與襄陽隔江相望，城墻“高倍于襄陽”，但因“守將范天順、牛富與呂文煥有隙”（《宋史·范天順傳》），內(nèi)部矛盾重重。元軍“以回回炮擊其西門，城垣崩裂”（《元史·阿術(shù)傳》），又派“漢軍”乘夜登城，“斬關(guān)而入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卷一八三）。范天順“率死士巷戰(zhàn)，身被十余創(chuàng)，猶罵賊不絕口，遂自縊死”（《宋史·范天順傳》）；牛富“率殘兵突圍，至浮橋，橋斷，赴火死”（《宋史·牛富傳》）。

樊城陷落的消息傳至襄陽，守軍“士氣崩潰，哭聲震天”（《襄陽守城錄》）。呂文煥“登城四望，但見漢水盡赤，浮尸蔽江”（《元史·世祖紀》），悲痛欲絕。更致命的是，樊城失守后，元軍切斷了襄陽的“陸路糧道”，僅剩的“漢水糧道”也被元軍水軍封鎖。襄陽守軍“糧盡，人相食，析骸而炊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卷一八三），呂文煥“日抱其子泣，謂‘汝不能為趙氏鬼乎？’”（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卷三）。

2。3

第三階段（1272-1273）：襄陽投降，宋元易代關(guān)鍵

咸淳八年（1272年）春，元世祖忽必烈增派“伯顏、史天澤”率軍增援，襄樊前線元軍增至30萬。伯顏采納“先取樊城，再逼襄陽”的策略，命“張弘范率舟師截漢水，李庭率步兵攻西門”（《元史·伯顏傳》）。

襄陽守軍已至“人無固志”。呂文煥“遍歷城上，見士卒面無人色，兒童啼饑，老婦泣血”（《元史·呂文煥傳》），內(nèi)心動搖。是年十一月，元軍“回回炮”集中轟擊襄陽南門，“城樓傾圮，矢石如雨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卷一八四）。呂文煥“知不可守，乃遣其子呂師夔詣伯顏請降”（《宋史·呂文煥傳》）。

咸淳九年（1273年）二月，呂文煥開襄陽城門，率文武官員“肉袒牽羊”（古代投降儀式）出降。元軍入城后，“封府庫，收兵器，釋脅從”（《元史·世祖紀》），襄陽正式納入元朝版圖。

襄陽失守的消息傳至臨安，“朝野震驚，百官涕泣”（《宋史·度宗本紀》）。賈似道被迫“自請督師”，卻僅派范文虎率十萬大軍“象征性救援”，結(jié)果“舟師至鹿門，遇元軍，全軍覆沒”（《宋史·范文虎傳》）。至此，南宋“長江防線”名存實亡，元軍“沿漢水直下鄂州，順江東進”（《元史·伯顏傳》）的通道徹底打通。

第三章

勝負之鑰：戰(zhàn)略、技術(shù)與人心的三重博弈

3。1

元軍的“技術(shù)革命”：回回炮與水陸協(xié)同

襄樊之戰(zhàn)中，元軍的“回回炮”發(fā)揮了決定性作用。這種源自阿拉伯的拋石機，經(jīng)蒙古工匠改良后，“機發(fā)時聲如雷霆，所擊輒糜碎”（《黑韃事略》）。襄陽城樓“厚五丈，高十丈”（《襄陽府志》），卻“為回回炮所中，石入城，穿穴透壁”（《元史·阿術(shù)傳》）。守軍“以木柵蔽之，柵破則人亡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卷一八三），最終“城不可守”。

水陸協(xié)同戰(zhàn)術(shù)的運用，同樣是元軍獲勝的關(guān)鍵。元軍控制漢水后，“以戰(zhàn)船五百艘，列于江面，晝夜巡邏”（《元史·阿術(shù)傳》），切斷了襄陽的糧道；又派騎兵“沿漢水兩岸，馳騁示威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卷一八三），制造心理壓力。這種“陸攻城、水斷糧”的立體攻勢，讓襄陽守軍“內(nèi)無糧草，外無救兵”，最終崩潰。

3。2

南宋的“體制性潰敗”：黨爭、腐敗與戰(zhàn)略誤判

襄樊之戰(zhàn)的失敗，根源在于南宋的“體制性腐敗”。賈似道專權(quán)，“凡臺諫彈劾，非其私黨不問”（《宋史·賈似道傳》），導(dǎo)致“邊將無權(quán)，朝廷無策”。呂氏家族雖“世守荊襄”，卻“自擅兵賦，不輸朝廷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長編》），朝廷對其既依賴又猜忌，戰(zhàn)時無法有效調(diào)度援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