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二章 行省發(fā)展：制度創(chuàng)新，影響深遠（第1頁）

元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，江南行省的公文在驛道上疾馳，這份標注著“急遞”的文書，從杭州出發(fā)，經揚州、徐州、大都，最終抵達上都，將江浙地區(qū)的秋糧征收數據呈送忽必烈案前。此時距元朝在全國推行行省制度已逾十年，這個脫胎于軍事征伐的臨時機構，已悄然演變?yōu)榈蹏詈诵牡男姓卧?。從元代的“行中書省”到明清的“省”，再到今日的省級行政區(qū)，行省制度歷經七百年演變，始終是中國行政區(qū)劃體系的基石。其制度創(chuàng)新之處，不僅在于整合了歷代地方治理經驗，更在于構建了“中央集權—地方分權”的動態(tài)平衡，對中國乃至東亞的政治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一、因時制宜：行省制度的起源與初創(chuàng)

行省制度的誕生，并非一蹴而就的設計，而是蒙古帝國擴張過程中“因事設官”的產物?！靶惺　币辉~，源于“行中書省”，意為“中書省的派出機構”。蒙古早期的統(tǒng)治方式帶有強烈的游牧色彩，征服一地后，常以“行尚書省”“行中書省”之名，派遣重臣臨時統(tǒng)轄軍政事務，事畢即撤。這種靈活性，恰好適應了蒙古鐵騎橫掃歐亞的擴張節(jié)奏。

窩闊臺汗時期（1229—1241年），首次出現“行省”的記載。1234年蒙古滅金后，在燕京（今北京）設立“中州斷事官”，后改稱“燕京行尚書省”，負責中原地區(qū)的賦稅征管與司法審判，這是行省作為地方機構的雛形。但此時的行省更像軍事管制機構，長官多由蒙古宗王或萬戶擔任，權限模糊，且隨戰(zhàn)事變化頻繁廢立。

忽必烈即位后，行省制度進入定型階段。中統(tǒng)元年（1260年），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體制，設立中書省作為中央最高行政機構，同時在各地設立“行中書省”，作為中書省的派出機構。至元十年（1273年），元軍大舉伐宋，為統(tǒng)籌江淮戰(zhàn)事，設立“河南江北行省”，以伯顏為平章政事，“總領河南、淮西諸路兵馬錢糧”，這是首個擁有明確轄區(qū)與固定職權的行省。至元十三年（1276年）元滅南宋后，陸續(xù)在江南、陜西、四川等地設立行省，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年），最終形成“十行省”格局：嶺北、遼陽、河南江北、陜西、四川、甘肅、云南、江浙、江西、湖廣，加上中書省直轄的“腹里”（今河北、山東、山西）與宣政院轄地（西藏），構成了元朝的地方行政體系。

早期行省的“雙重性”尤為顯著：一方面，它是中央派出機構，長官由中書省直接任命，對中央負責；另一方面，它統(tǒng)轄數路（元代二級行政區(qū)），掌握地方軍政、民政、財政大權，儼然“小朝廷”。這種特性既源于蒙古帝國“軍事優(yōu)先”的傳統(tǒng)——行省長官多兼都元帥，掌兵權以鎮(zhèn)撫地方；也體現了忽必烈“漢法”與“蒙古舊制”融合的治國思路——既沿用中原的行政框架，又保留蒙古的集權傳統(tǒng)。

二、制度精要：行省的職權配置與運行機制

元代行省制度的創(chuàng)新，集中體現在其“分權制衡”的職權設計上。與漢代的郡國并行、唐代的節(jié)度使、宋代的路級機構相比，行省在權力配置上更趨合理，既避免了地方割據之弊，又兼顧了行政效率。

軍政與民政的分離是行省制度的首要特點。行省長官通常為平章政事（從一品），下設左丞、右丞、參知政事等，分管行政、財政；而軍事則由“行樞密院”或“都元帥府”掌管，行省一般不直接統(tǒng)兵。這種“軍政分治”源于對唐末藩鎮(zhèn)割據的歷史反思，正如元初大臣姚樞所言：“兵權不專于地方，則無尾大不掉之患?！钡厥馇闆r下，行省平章可兼掌兵權，如嶺北行省需防御蒙古諸王，其長官常兼“嶺北都元帥”，這種靈活性確保了邊疆地區(qū)的穩(wěn)定。

財政權的集中與節(jié)制體現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。行省雖負責征收賦稅，但需嚴格遵循中書省制定的“科差”（賦稅標準），所征錢糧除少量留用外，其余全部解送中央。為防止舞弊，中書省設立“轉運司”監(jiān)督行省財政，每年派員“鉤考錢谷”（審計），發(fā)現違規(guī)即嚴懲。據《元史·食貨志》記載，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，江浙行省因“擅增鹽課”，平章政事被革職查辦，這種嚴格的財政管控，有效避免了地方截留錢糧的弊端。

司法權的分級行使兼顧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實際。行省擁有“杖罪以下”案件的終審權，徒、流、死罪則需上報刑部審核，死刑還需中書省或皇帝批準。這種“分級司法”既保證了法律的統(tǒng)一，又減少了中央的事務負擔。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年），江西行省處理一起盜牛案，因涉案金額巨大，行省雖判處罪犯死刑，仍需“具獄上中書省”，經忽必烈批準后方可執(zhí)行，這一流程成為元代司法的常態(tài)。

監(jiān)察體系的垂直管理強化了對行省的監(jiān)督。元代設立“御史臺”（中央）與“行御史臺”（地方），行御史臺與行省互不隸屬，直接對中央負責。江南行御史臺（駐建康，今南京）管轄江浙、江西、湖廣三行省，每年派遣“監(jiān)察御史”巡按地方，查處行省官員的貪腐與失職。至元三十年（1293年），監(jiān)察御史彈劾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“強占民田三千畝”，經查實后，該官員被流放漠北，可見監(jiān)察體系的威懾力。

這種“統(tǒng)而不專”的權力結構，使行省既能高效處理地方事務，又難以形成割據勢力，正如《元史·百官志》所言：“行中書省……掌國庶務，統(tǒng)郡縣，鎮(zhèn)邊鄙，與都?。ㄖ袝。楸砝?。”

三、承前啟后：行省制度對前代的突破與整合

行省制度并非憑空創(chuàng)造，而是吸收了秦漢至唐宋地方治理的經驗教訓，在整合中實現創(chuàng)新。

對郡縣制的繼承是行省制度的基礎。元代行省下轄路、府、州、縣，四級行政體系雖較前代復雜，但核心仍是郡縣制的延伸。與宋代“路”級機構（轉運司、提刑司、常平司等）分掌職權不同，行省將行政、財政、司法等權集中，避免了“分權過細、效率低下”的弊端。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評價：“宋之弊在分路而不集權，元之行省則集權而不失控?！?/p>

對節(jié)度使制度的反思塑造了行省的兵權配置。唐代節(jié)度使“擁兵自重”導致安史之亂，元代對此深以為戒，行省雖有鎮(zhèn)撫地方之責，卻無調兵權，軍隊調動需憑中央“虎符”。這種“兵權歸中央，軍鎮(zhèn)歸地方”的模式，既保證了邊疆防御，又防止了將領專權，為明清的“提督—總兵”制度提供了借鑒。

對行省與中央關系的界定超越了前代。漢代州牧、唐代節(jié)度使后期均演變?yōu)楠毩⑼鯂?，根源在于中央對地方的失控。元代通過“省官互遷”（行省官員定期調任中央）、“親貴監(jiān)臨”（蒙古宗王監(jiān)督行?。┑戎贫?，強化了中央與地方的聯系。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，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沙不丁調任中書省左丞，這種雙向流動使行省官員既熟悉地方實際，又了解中央政策，減少了行政隔閡。

此外，行省制度對邊疆地區(qū)的治理也有創(chuàng)新。嶺北行?。ㄝ犇泵晒鸥咴?、遼陽行?。ㄝ爾|北）、云南行省（轄云南及緬甸北部）的設立，將邊疆與內地納入同一行政體系，改變了漢唐以來“邊疆設都護府，內地設郡縣”的二元模式。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·贍思?。ɑ刈澹┩菩小案耐翚w流”（以流官代替土司），興修水利，傳播中原文化，使云南“民始知禮儀”，這一治理模式為明清所繼承，鞏固了多民族國家的統(tǒng)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