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 資治通鑒問世：鴻篇巨制，以史為鑒（第1頁）

一、千年史鏡照古今

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，一部巨著如豐碑矗立——司馬光主持編纂的《資治通鑒》。這部涵蓋十六朝、貫穿一千三百六十二載風云的編年體通史巨著，自北宋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成書進獻以來，便被譽為“帝王之教科書，臣子之圭臬”。它以294卷、三百余萬言的龐大體量，系統(tǒng)梳理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至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的治亂興衰。其書名“資治通鑒”，直指核心——“鑒于往事，有資于治道”。它不僅是中國史學史上的巍峨巔峰，更成為后世汲取歷史智慧、鏡鑒現(xiàn)實政治的不竭源泉

二、

時代呼喚：巨著誕生的歷史土壤

北宋王朝在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動蕩后，建立起相對穩(wěn)定的統(tǒng)治秩序。“重文輕武”成為國策，文化學術空前繁榮。然而，表面的承平之下潛藏著深刻危機：邊防壓力（遼、西夏）、財政困窘、官僚機構臃腫、土地兼并加劇。慶歷新政的夭折與隨后醞釀的王安石變法，深刻反映了統(tǒng)治階層對尋求治國良方的迫切渴望。宋英宗、宋神宗等君主，對歷史經(jīng)驗教訓表現(xiàn)出異乎尋常的重視，期望從漫長的歷史軌跡中找到維系王朝長治久安的密鑰。

正是在此背景下，一位兼具深厚學養(yǎng)、政治抱負與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——司馬光，登上了歷史舞臺的中心。他早年便顯露出卓越的史學才能，深感此前紀傳體正史（如十七史）卷帙浩繁，帝王難以遍覽精髓。“《春秋》之后，迄今千余年，《史記》至《五代史》，一千五百卷，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，畢世不暇舉其大略”（司馬光《進通志表》）。為克服這一弊端，他立志編寫一部簡明扼要的通史。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，司馬光將已完成的戰(zhàn)國八卷史稿（《通志》）進獻英宗，立即獲得贊賞。英宗下詔在崇文院設書局，特許借閱皇家秘閣藏書，并提供筆墨經(jīng)費，命其續(xù)修。這標志著《資治通鑒》這一浩大國家文化工程的正式啟動。神宗即位后，更以其宗旨“鑒于往事，有資于治道”，親賜書名《資治通鑒》。

政治生涯的波折（因反對王安石變法，于熙寧四年（1071年）退居洛陽），意外地為司馬光提供了長達十五年的潛心著述之機。遠離政治漩渦的中心，他將全部心力傾注于這部史書的編修。

三、

鴻篇巨制：十九載心血鑄就的豐碑

《資治通鑒》的誕生，絕非司馬光一人之功，而是一項組織嚴密、分工協(xié)作的系統(tǒng)工程。司馬光作為總設計師和終審定稿人（“總持大綱”），其麾下匯聚了當時頂尖的史學英才：

劉?。贺撠熚簳x南北朝部分，以博聞強記、精于考據(jù)著稱，是司馬光最得力的助手，尤其在確定全書時間斷限與疑難問題商榷上貢獻卓著。

劉攽：負責兩漢部分，精于漢史，長于詼諧與批判。

范祖禹：負責唐五代部分，年輕而嚴謹，在書局時間最長，承擔了唐代史料長編的主要工作。

其編撰流程之嚴謹，堪稱古代史學工程的典范：

1。

廣采史料（“遍閱舊史，旁采小說”）：

編纂團隊以官方正史為基礎，“遍閱舊史，旁采小說”，廣泛搜羅雜史、譜牒、文集、筆記、碑志、行狀乃至佛道典籍。僅唐代部分，參考的文獻就超過三百種。

2。

制作叢目：按年月日順序，將相關史料出處逐一標出，形成詳細索引。

3。

草擬長編：在叢目基礎上，將史料匯總、排比，初步刪削整理，形成詳盡的初稿。司馬光要求助手們秉持

“寧失于繁，毋失于略”的原則，力求巨細無遺。

4。

刪削定稿（“抉摘幽隱，校計毫厘”）：這是最核心也最艱苦的環(huán)節(jié)。司馬光對長編進行字斟句酌的精煉刪削、史實考辨、文字潤色，并最終撰寫插入評論（“臣光曰”）。他為此耗盡心力，“日力不足，繼之以夜”，常以圓木為“警枕”，小憩片刻即醒，繼續(xù)工作。助手范祖禹所撰《唐紀》長編原稿多達六七百卷，經(jīng)司馬光刪定后僅余八十一卷，足見其剪裁功力之深。

從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開局，到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全書完成進獻，歷時十九載。司馬光在《進資治通鑒表》中感慨：“臣今骸骨癯瘁，目視昏近，齒牙無幾，神識衰耗，目前所為，旋踵遺忘。臣之精力，盡于此書?！逼淦甏螅?94卷，約300余萬字），時間跨度之長（1362年），編纂過程之嚴謹艱辛，無愧于“鴻篇巨制”之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