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胡惟庸案：鏟除相權，集權加強（第2頁）

在誅殺胡惟庸的同時，朱元璋做出了一個影響中國歷史的決定——廢除丞相制度。他在《皇明祖訓》中明確規(guī)定：“以后子孫做皇帝時，并不許立丞相。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，文武群臣即時劾奏，將犯人凌遲，全家處死?！蓖瑫r，他將中書省的權力分拆給六部（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），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，皇權由此得到空前加強。

為了進一步鞏固集權，朱元璋還設立了錦衣衛(wèi)，作為皇帝的特務機構，負責監(jiān)視百官。錦衣衛(wèi)可以不經司法程序，直接逮捕、審訊官員，成為朱元璋加強皇權的重要工具。胡惟庸案中，錦衣衛(wèi)便發(fā)揮了關鍵作用，許多“罪證”都由其搜集上報。

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的理由，在他發(fā)布的《廢丞相詔》中說得很清楚：“自古三公論道，六卿分職，并不曾設立丞相。自秦始置丞相，不旋踵而亡。漢、唐、宋因之，雖有賢相，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，專權亂政。今罷丞相，設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門，分理天下庶務，彼此頡頏，不敢相壓，事皆朝廷總之，所以穩(wěn)當?！边@段話表面上是總結歷史教訓，實則暴露了他對相權的深深忌憚——他要的不是“賢相輔政”，而是“事皆朝廷總之”的絕對集權。

四、集權之殤：制度變革的深遠影響

胡惟庸案的本質，是朱元璋通過鏟除相權，實現皇權高度集中的政治行動。這場變革，對明朝乃至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而復雜的影響。

從積極層面看，廢除丞相制度，確實在短期內加強了中央集權，避免了權臣專權的隱患。朱元璋作為精力充沛的開國皇帝，能夠親自處理六部事務，“昧爽臨朝，日晏忘餐”，確保了政令的統(tǒng)一與高效。這種集權模式，在明初穩(wěn)定社會秩序、恢復生產、鞏固統(tǒng)治等方面，發(fā)揮了一定作用。

然而，從長遠來看，廢除丞相制度的弊端更為顯著。首先，皇權的高度集中，導致皇帝的負擔急劇加重。朱元璋之后，后世皇帝多缺乏他那樣的精力與能力，難以獨自應對繁重的政務。為了彌補這一缺陷，明朝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。內閣大學士起初只是皇帝的顧問，后來逐漸掌握“票擬權”（代皇帝草擬奏章回復意見），雖無丞相之名，卻有丞相之實。但內閣與丞相的區(qū)別在于，它完全依附于皇權，缺乏獨立的行政權，這就導致一旦皇帝怠政（如明神宗萬歷帝數十年不上朝），朝政便會陷入混亂，出現宦官專權（如劉瑾、魏忠賢）等畸形現象。可以說，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腐敗，與廢除丞相制度后權力結構的失衡有著密切關系。

其次，胡惟庸案開啟了明初“重典治國”的先例，造成了政治恐怖。朱元璋通過大規(guī)模株連，清除了潛在的反對勢力，但也讓官員人人自危，“京官每旦入朝，必與妻子訣，及暮無事，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”。這種高壓政策，雖能暫時維持統(tǒng)治，卻扼殺了官場的活力與創(chuàng)造力，導致官員們不敢直言進諫，只會揣摩圣意、阿諛奉承，形成了“明哲保身”的官場風氣。

再者，胡惟庸案對明初的官僚體系造成了嚴重破壞。被殺的三萬余人中，不乏有才能的官員與開國功臣，他們的死亡導致人才斷層，影響了政府的行政效率。尤其是對淮西集團的打擊，雖然削弱了地方勢力，卻也讓朱元璋失去了一批可以信賴的治國能臣，為后來的統(tǒng)治埋下了隱患。

從制度史的角度看，胡惟庸案標志著中國古代丞相制度的終結。自秦至明，延續(xù)一千六百余年的丞相制度，在朱元璋的鐵腕下壽終正寢，皇權與相權的博弈以皇權的徹底勝利告終。這一變革，使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達到了新的高度，深刻影響了后世的政治制度設計。清朝沿用明朝的制度，不設丞相，進一步強化了皇權，形成了“乾綱獨斷”的政治傳統(tǒng)，這種高度集權的模式，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國社會向近代化的轉型。

五、歷史鏡鑒：權力制衡的永恒命題

胡惟庸案早已塵埃落定，但它所揭示的權力制衡問題，卻始終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永恒命題。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，本意是防止權臣專權，維護皇權的絕對權威，卻最終陷入了“集權—腐敗—更集權”的惡性循環(huán)。這說明，任何缺乏制約的權力，無論掌握在個人手中還是機構手中，都可能走向異化。

從胡惟庸的角度看，他的悲劇既是個人野心膨脹的結果，也是制度缺陷的產物。丞相制度賦予他過大的權力，而缺乏有效的監(jiān)督機制，使其在權力的誘惑下逐漸迷失，最終走向毀滅。從朱元璋的角度看，他的鐵腕雖暫時鞏固了皇權，卻未能解決權力傳承與運行的根本問題，反而為后世留下了制度隱患。

歷史總是在反思中前進。胡惟庸案告訴我們，一個健康的政治制度，既需要集中統(tǒng)一的領導，也需要有效的權力制衡；既需要強調權威，也需要保障民生。權力如同一把雙刃劍，唯有將其關進制度的籠子，才能避免它對社會造成傷害。

如今，南京明故宮遺址的斷壁殘垣，仍在無聲地訴說著當年的血雨腥風。胡惟庸的名字，早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，成為“奸臣”的代名詞；而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的舉措，也成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變革的重要節(jié)點。這場發(fā)生在六百余年前的政治風暴，留給我們的不僅是一段血腥的歷史記憶，更是一個深刻的啟示：權力制衡是政治文明的基石，任何試圖以極端手段追求絕對權力的行為，最終都會被歷史所反噬。

胡惟庸案，是一面映照權力本質的鏡子。它讓我們看到，當皇權失去制約時，會爆發(fā)出怎樣的破壞力；當相權缺乏邊界時，又會走向怎樣的深淵。而破解這一困境的鑰匙，或許就藏在“平衡”二字之中——平衡皇權與相權，平衡集權與分權，平衡效率與公平。這，正是胡惟庸案留給后世最寶貴的歷史鏡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