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七章 蘇軾沉浮人生：才華蓋世，命運多舛（第1頁）

千年文星照人間

北宋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貶居儋州（今海南）的蘇軾遇赦北歸，途經(jīng)潤州（今鎮(zhèn)江）時，登臨金山寺。面對長江浩蕩，他提筆寫下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問汝平生功業(yè)，黃州惠州儋州”（《自題金山畫像》）。這二十八字，道盡一生漂泊，卻也藏著最從容的自嘲——所謂“功業(yè)”，竟是三次貶謫的荒誕印記；而千年后的今天，當(dāng)我們翻開《東坡全集》，那些“大江東去”的豪邁、“十年生死”的深情、“日啖荔枝”的豁達(dá)，仍在叩擊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。

蘇軾（1037-1101），字子瞻，號東坡居士，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眉山）人。作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詩詞文書畫皆登峰造極；作為北宋政治舞臺上的“不合時宜者”，他從中央到地方，從繁華京都到天涯海角，經(jīng)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命運顛簸。他的生命軌跡，既是個體才華與時代洪流的激烈碰撞，也是中國士大夫“達(dá)則兼濟(jì)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”精神的極致詮釋。

一、少年才?。好忌教K氏的“天縱奇才”

蘇軾的崛起，始于一個“耕讀傳家”的文化世家。眉山蘇氏雖非簪纓世族，卻以“讀書致世”的家風(fēng)聞名。父親蘇洵早年“游蕩不學(xué)”，二十七歲方“始發(fā)憤為學(xué)”（蘇洵《上韓樞密書》），終成“大器晚成”的一代大家；母親程氏出身官宦，讀《后漢書·范滂傳》時，見范滂為清流而死，感慨“汝能為滂，吾顧不能為滂母邪？”（《宋史·蘇軾傳》）——這種“以天下為己任”的家國情懷，從小便注入蘇軾的血脈。

1。1

童年：詩性與思辨的啟蒙

蘇軾六歲入鄉(xiāng)塾，師從道士張易簡，讀書過目成誦。據(jù)《東坡志林》載，他與弟弟蘇轍常“夜窗課書”，母親程氏“每夕課之”，若二人倦怠，便以“讀《漢書》至《范滂傳》，慨然太息”激勵。少年蘇軾的聰慧，在鄉(xiāng)里已傳為佳話：十歲讀《莊子》，嘆“吾昔有見于中，口未能言，今見《莊子》，得吾心矣”（蘇軾《與謝民師推官書》）；十二歲作《黠鼠賦》，以“覆而出之，墮地乃走”的細(xì)節(jié)，將老鼠的狡黠與人的疏忽寫得妙趣橫生，更暗含“人雖智而物無情”的哲思。

1。2

科舉：名動京師的“雙子星”

嘉佑元年（1056年），二十一歲的蘇軾與十九歲的蘇轍隨父進(jìn)京，準(zhǔn)備科舉。次年，嘉佑二年（1057年）的科場，成為中國文化史上最璀璨的一頁——主考官歐陽修讀到蘇軾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，拍案嘆服：“讀軾書，不覺汗出，快哉！快哉！老夫當(dāng)避路，放他出一頭地也?！保ā稘扑嗾勪洝罚┮驊岩纱宋氖情T生曾鞏所作，歐陽修將其置為第二；復(fù)考《春秋》對義，蘇軾又奪第一。最終，蘇軾以“進(jìn)士及第”位列全國第二，與弟弟蘇轍同科登第，“三蘇”之名震動汴京。

時人評價，蘇軾的文章“如萬斛泉源，不擇地而出”（蘇軾《文說》），既有韓愈的雄健，又有莊子的超逸。歐陽修更預(yù)言：“三十年后，世人不復(fù)知我名?！保ā杜c梅圣俞書》）——這一預(yù)言很快成為現(xiàn)實：至南宋，蘇軾已被尊為“一代文宗”，其文集《東坡七集》刊刻于兩浙、福建等地，成為士子必讀經(jīng)典。

二、初入仕途：理想與現(xiàn)實的第一次碰撞

嘉佑六年（1061年），蘇軾通過“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”考試，獲“第三等”（宋代制科最高等級），授大理評事、簽書鳳翔府判官。這是他首次離開父親，獨立踏入仕途。然而，從地方到中央，從改革支持者到質(zhì)疑者，他的政治理想很快在現(xiàn)實中碰得頭破血流。

2。1

地方歷練：鳳翔的“循吏”實踐

鳳翔（今陜西鳳翔）地處西北，是宋夏對峙的前線。蘇軾到任后，發(fā)現(xiàn)當(dāng)?shù)匕傩丈钍堋把们耙邸敝唷俑畯?qiáng)征民夫為官府運輸物資，稍有延誤便“破家破產(chǎn)”。他上書朝廷《論衙前役事》，建議“以官榷酒務(wù)羨余錢買撲坊場，募民輸錢免役”，既減輕民負(fù)，又增加財政收入。此策雖未被完全采納，卻展現(xiàn)了蘇軾“務(wù)實為民”的政治智慧。

此外，鳳翔多旱災(zāi)，蘇軾?！褒S戒禱雨”，甚至“以身代牲”（《喜雨亭記》）。他在《和子由蠶市》中寫道：“蜀人衣食?？嗥D，蜀人游樂不知還?！边@種對民生的關(guān)切，并非空泛的口號，而是貫穿其一生的政治底色。

2。2

變法風(fēng)云：從“擁護(hù)”到“質(zhì)疑”的轉(zhuǎn)折

宋神宗即位后，王安石推行“熙寧變法”，試圖通過“青苗法”“市易法”“募役法”等富國強(qiáng)兵。蘇軾最初對新法抱有期待，曾在《上神宗皇帝萬言書》中肯定“陛下誠有意更張，則宜先擇其切于民病者而圖之”，但很快發(fā)現(xiàn)新法在執(zhí)行中“求治太急、聽言太廣、進(jìn)人太銳”（同上），導(dǎo)致“小民受害”。

例如，“青苗法”本為抑制土地兼并，規(guī)定農(nóng)民可在青黃不接時向官府借貸，秋收后加息償還。但地方官員為完成指標(biāo)，強(qiáng)行攤派，“貧者得錢輕用而多取，富者不敢貸而貧者耗”（蘇軾《上清帝第七書》）。在密州（今山東諸城）任上，蘇軾目睹“饑民相食”的慘狀，寫下《論給田募役狀》，指出“新法之弊，在于不察民情，以法令之威強(qiáng)民所難”。

這種“不合時宜”的言論，讓蘇軾成為新黨的眼中釘。熙寧四年（1071年），他自請外任杭州通判，開始了長達(dá)二十余年的貶謫生涯。

三、貶謫歲月：苦難中的精神突圍與藝術(shù)巔峰

從杭州到黃州，從惠州到儋州，蘇軾的貶謫路線越走越偏，卻也走出了一條中國文人“逆境重生”的精神之路。正如余秋雨在《蘇東坡突圍》中所言：“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……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，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?！?/p>

3。1

第一次貶謫：從杭州到黃州的“精神涅盤”

（1）杭州：民生為本的“父母官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