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五章 紅巾軍舉義：揭竿而起，反抗暴政（第1頁）

元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五月，潁州（今安徽阜陽）的潁水之畔，一群頭戴紅巾的農夫手持鋤頭、木棍，在“莫道石人一只眼，挑動黃河天下反”的讖語中揭竿而起。他們燒毀官衙，殺死貪官，紅色的頭巾如燎原之火，迅速蔓延至大江南北。這場被稱為“紅巾軍起義”的風暴，不僅撼動了元王朝的統治根基，更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一場規(guī)模空前的民眾抗爭。從黃河岸邊的修河民工，到淮西的鹽販，從江南的佃農到中原的流民，無數被壓迫者匯聚在紅巾旗下，用熱血與生命書寫了一段反抗暴政的悲壯史詩。

一、暴元統治：民不聊生的亂世圖景

紅巾軍起義的火種，早已在元廷的苛政下埋藏多年。蒙古族建立的元朝，雖一度以“混一宇內”的氣魄統一中國，但對漢族及其他民族的壓迫，卻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加劇。元世祖忽必烈之后，歷代皇帝多沉迷享樂，朝政逐漸被權臣、宦官把持，官場腐敗成風，賦稅徭役層出不窮，百姓的生活墜入深淵。

元代的民族等級制度堪稱嚴苛。朝廷將全國人口分為四等：蒙古人為第一等，色目人（西域及中亞各族）為第二等，漢人（原金朝統治區(qū)的漢族及契丹、女真等族）為第三等，南人（原南宋統治區(qū)的漢族）為第四等。四等人在科舉、任官、法律上享有截然不同的待遇——蒙古人殺死漢人，只需賠償“燒埋銀”即可免罪；而漢人若毆打蒙古人，則會被處以重刑。這種赤裸裸的民族歧視，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、南人積壓了深重的不滿。

賦稅的沉重更是壓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元廷的賦稅名目繁多，除了傳統的地稅、丁稅，還設有“科差”（征收絲料、包銀）、“額外課”（對醋、酒、茶、鹽等生活用品的征稅）。到了元末，為了維持龐大的軍費與宮廷開支，統治者更是巧立名目，“稅糧之外，每年又有增科”，甚至出現“官吏橫征暴斂，視民如草芥”的景象。江南地區(qū)作為當時的經濟中心，賦稅尤為繁重，一畝田的稅額竟高達數石，許多農民因無力繳納，不得不賣兒鬻女，或逃亡山林。

苛政之外，天災的頻發(fā)更讓百姓雪上加霜。從至正四年（1344年）開始，黃河接連決口，河南、山東、安徽等地淪為澤國，“漂沒民房數十萬間，饑民遍野”。與此同時，淮河沿岸爆發(fā)大規(guī)模瘟疫，“死者相枕藉，村落為丘墟”。元廷雖也曾下令賑災，但賑災物資大多被貪官污吏中飽私囊，真正能到達災民手中的寥寥無幾。當時民間流傳著一首民謠：“天高皇帝遠，民少相公多。一日三遍打，不反待如何？”這直白的吶喊，道出了百姓在絕境中的絕望與反抗的決心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民間秘密宗教成為了組織民眾的重要力量。其中，白蓮教的影響最為深遠。白蓮教起源于南宋，以“阿彌陀佛”“彌勒佛下生”為信仰，宣揚“明王出世，拯救世人”的教義，深受底層民眾的歡迎。元代統治者起初對其采取容忍態(tài)度，后來因擔心其聚眾鬧事，將其列為禁教。但白蓮教仍在暗中流傳，其首領往往以行醫(yī)、傳教為名，在百姓中積蓄力量。潁州人韓山童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，他與弟子劉福通一起，在黃河流域秘密傳教，為日后的起義埋下了伏筆。

二、石人一只眼：起義的爆發(fā)與燎原之勢

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，元廷為治理黃河水患，下令征調汴梁（今河南開封）、大名（今河北大名）等十三路民工十五萬人，前往黃河故道修河。這一決定，成為了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索。

修河工程浩大，民工們不僅要忍受高強度的勞作，還要遭受官吏的克扣與鞭打?！俺l(fā)下的口糧，經過層層盤剝，到了民工手中只剩半升”，許多人因饑餓、勞累倒斃在工地上。韓山童與劉福通看到時機成熟，決定利用這個機會發(fā)動起義。他們暗中在民工中散布讖語：“莫道石人一只眼，挑動黃河天下反”，并偷偷在黃河故道的黃陵崗（今河南蘭考東北）埋下一尊獨眼石人。

不久后，民工們在挖河時果然挖出了獨眼石人，與讖語完全吻合?！笆爽F世”的消息迅速在民工中傳開，人們紛紛認為這是“天意使然”，反抗的情緒如干柴遇火，瞬間點燃。韓山童與劉福通趁機在潁州潁上縣召集教徒，殺白馬黑牛祭天，宣布起義。他們自稱“紅巾軍”，以紅色頭巾為標志，韓山童被推舉為“明王”，提出“復宋”的口號——“虎賁三千，直抵幽燕之地；龍飛九五，重開大宋之天”，試圖以恢復漢族王朝的名義號召民眾。

然而，起義計劃不慎泄露，元軍聞訊趕來鎮(zhèn)壓，韓山童不幸被俘遇害。劉福通臨危受命，率領余部殺出重圍，于五月初三正式發(fā)動起義。紅巾軍戰(zhàn)士手持簡陋的武器，高呼“殺盡韃子，恢復中華”的口號，迅速攻占了潁州城。當地百姓紛紛響應，“旬日之間，聚眾至十萬”，紅巾軍的聲勢大振。

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被稱為“北方紅巾軍”，他們以潁州為基地，向四周擴張。至正十一年九月，紅巾軍攻占汝寧府（今河南汝南）、光州（今河南潢川）、息州（今河南息縣），隊伍發(fā)展到數十萬人。元廷派遣大軍鎮(zhèn)壓，但官軍腐敗無能，“將官多貪生怕死，士兵則劫掠百姓”，根本不是紅巾軍的對手。紅巾軍所到之處，開倉放糧，賑濟災民，得到了百姓的熱烈擁護，“從者如流”。

北方紅巾軍的起義，如一聲驚雷，喚醒了全國各地的反抗力量。同年八月，蕭縣（今安徽蕭縣）人芝麻李（李二）與趙均用、彭大等人在徐州起義，響應紅巾軍。芝麻李因曾將家中芝麻賑濟災民，深受百姓愛戴，他率領的起義軍很快攻占了徐州及周邊郡縣，“眾至十余萬”。

在南方，紅巾軍的起義同樣風起云涌。至正十一年十月，蘄州（今湖北蘄春）人徐壽輝、鄒普勝等人在蘄水（今湖北浠水）起義，他們也以紅巾為標志，被稱為“南方紅巾軍”。徐壽輝出身布販，為人寬厚，被推舉為帝，建國號“天完”（意為壓倒“大元”），年號“治平”。天完政權建立后，迅速攻占了黃州（今湖北黃岡）、饒州（今江西鄱陽）、信州（今江西上饒）等地，勢力擴展到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等省。

除了紅巾軍系統，其他反元勢力也紛紛崛起。至正十三年（1353年），泰州（今江蘇泰州）鹽販張士誠率領鹽丁起義，攻占高郵（今江蘇高郵），自稱“誠王”，建國號“大周”。張士誠的起義軍以鹽販為主，戰(zhàn)斗力強悍，曾一度擊敗元軍的圍剿。此外，還有方國珍在浙東沿海起義，以海上貿易為依托，割據溫州、臺州等地。

短短數年之間，紅巾軍及各路反元義軍遍布大江南北，元王朝的統治陷入土崩瓦解的邊緣。正如《元史》所載：“自紅巾起，天下大亂，州縣多為賊據，元兵不能制?！?/p>

三、北伐與分裂：紅巾軍的巔峰與內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