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蒙古滅西夏：兵鋒所指，國破城亡（第2頁）

西路軍：由速不臺率領，取撒里畏兀兒（今青海柴達木盆地北緣），斷西夏西逃之路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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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路軍：由阿術魯率領，攻占金國邊境的鳳翔（今陜西寶雞），牽制金軍救援。

戰(zhàn)爭的天平徹底倒向蒙古。東路軍迅速攻克延安，西路軍占領撒里畏兀兒，南路軍在鳳翔大敗金軍援兵。中路軍的進攻最為慘烈：1226年秋，蒙古軍圍困靈州，西夏大將嵬名令公率10萬大軍救援。成吉思汗早有準備，命蒙古軍“棄舟登岸，誘敵深入”（《元史·速不臺傳》），將西夏軍誘入河中島（長河），隨后“斷其浮橋，四面圍之”。史載：“河水盡赤，夏兵十萬，無一生還?！保ā逗陧^事略》）靈州失守后，中興府已無險可守。

1227年春，蒙古軍完成對中興府的合圍。成吉思汗采納“水攻”舊計，掘開黃河大堤，“水灌中興，城壞”（《西夏實錄》卷十六）。然而，此時的西夏軍民已無抵抗意志——李睍“日夕哭泣，束手待斃”（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），貴族們則“爭降蒙古，以求自?！保ā睹韶菏酚洝肪硭模?。

1227年7月，成吉思汗在六盤山病逝（一說被西夏王妃古爾伯勒津郭斡哈屯刺殺，《蒙古秘史》載：“帝至六盤山，病甚……后妃等以劍刺之?！保?。臨終前，他留下遺命：“秘不發(fā)喪，待夏主獻城后屠城?！保ā对贰ぬ姹炯o》）8月，李睍率文武百官投降，蒙古軍入城后“悉屠之，焚其宮室，毀其宗廟”（《西夏書事》卷二十四）。曾經(jīng)“東盡黃河，西界玉門”的西夏王朝，就此灰飛煙滅。

三、歷史的叩問：西夏滅亡的深層邏輯

（一）西夏的三大致命短板

西夏的覆滅，絕非偶然，而是多重矛盾的總爆發(fā)。

其一，外交短視。從李元昊“聯(lián)遼抗宋”到李安全“附金圖宋”，再到李遵頊“聯(lián)宋抗金”，西夏的外交始終缺乏長遠規(guī)劃，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。正如清代史學家吳廣成在《西夏書事》中所言：“夏國地瘠民貧，國小力弱，全賴外交縱橫以圖存。然其君臣反復無常，終為蒙古所乘。”

其二，軍事脆弱。西夏的軍隊以“撞令郎”（被征調的平民）為主力，戰(zhàn)斗力低下；騎兵雖精銳（“鐵鷂子”），但數(shù)量有限（不足萬人），無法與蒙古的“全民皆兵”抗衡。更關鍵的是，西夏從未建立有效的軍事防御體系——賀蘭山長城雖險，卻無縱深防御；中興府的護城河與城墻，在蒙古的回回炮（投石機）與水攻戰(zhàn)術面前不堪一擊。

其三，統(tǒng)治崩潰。西夏后期的權臣專權（如任得敬）、后宮干政（沒藏氏家族）、皇位頻繁更迭（120年間歷10帝，其中5帝死于非命），導致中央權威瓦解。地方豪族（如河西走廊的僧侶、部落首領）各自為戰(zhàn)，甚至在蒙古進攻時“舉城投降”（《元史·速不臺傳》）。這種“上無明主，下無良將”的局面，使西夏失去了最后一絲抵抗的可能。

（二）蒙古的三大制勝密碼

蒙古的勝利，則是戰(zhàn)略、戰(zhàn)術與心理威懾的綜合結果。

戰(zhàn)略上，成吉思汗將西夏定位為“滅金前的練兵場”。通過反復進攻，蒙古不僅削弱了西夏的國力，還積累了城市攻堅（如靈州、中興府）、多兵種協(xié)同作戰(zhàn)（騎兵、步兵、工匠）的經(jīng)驗。正如《蒙古秘史》所言：“滅西夏，所以練士卒；取河西，所以通商路?！?/p>

戰(zhàn)術上，蒙古針對西夏的弱點制定了一系列精準策略：利用西夏依賴黃河天險的特點，多次使用水攻（1209年、1226年）；針對西夏“分兵守險”的防御模式，采用“分兵合擊、遠程奔襲”（如1226年四路大軍同時推進）；針對西夏統(tǒng)治集團的分裂，實施“招降納叛”（如收降嵬名令公部將），分化抵抗力量。

心理威懾上，蒙古的“屠城”政策雖殘酷，卻極大瓦解了西夏軍民的抵抗意志?！对贰份d：“凡西夏城破，男女老幼，盡屠之；工匠、僧侶，皆徙漠北?！边@種“殺雞儆猴”的策略，使其他政權（如金國、南宋）在面對蒙古時更加恐懼，間接加速了蒙古的征服進程。

四、歷史的余響：西夏滅亡的多維影響

（一）歐亞格局的重塑

西夏滅亡后，蒙古徹底打通了“蒙古高原—河西走廊—中亞”的通道。1235年，拔都率蒙古第二次西征（長子西征），正是以西夏故地為跳板，直抵多瑙河流域。西夏的滅亡，標志著蒙古“先弱后強”戰(zhàn)略的成功——先滅西夏、西遼，再滅金國、南宋，最終建立起橫跨歐亞的“大蒙古國”。

（二）文明的劫難與遺存

西夏的滅亡，是一場文明的浩劫?！段飨膶嶄洝份d：“中興府破，大夏文物，盡入于火；佛寺、道觀，皆成焦土?！蔽飨奈淖郑ㄔㄐ杏谖鞅?00年）、西夏佛經(jīng)（如《吉祥遍至口和本續(xù)》）、西夏官印（如“首領之印”），均因戰(zhàn)亂大量散佚。直到20世紀初黑水城遺址（今內(nèi)蒙古額濟納旗）的發(fā)現(xiàn)，才讓世人得以窺見西夏文明的真容——出土的10萬余件文物中，包括西夏文佛經(jīng)、世俗文獻、繪畫與絲織品，被譽為“打開西夏之門的鑰匙”（王國維語）。

（三）后世的評價與反思

對于西夏滅亡，元代史家《宋史·夏國傳》僅用“夏自景宗元昊稱帝，傳十主，凡一百九十年，為蒙古所滅”寥寥數(shù)語概括，隱含著“蠻夷政權終為大邦所并”的傳統(tǒng)史觀。現(xiàn)代學者則更注重從文明沖突的角度分析：西夏作為“河西走廊的多元文化政權”，其滅亡本質上是“封閉的邊疆政權難以抵御游牧-農(nóng)耕復合帝國的沖擊”（陳寅恪語）。這種沖擊，既是軍事的，也是文化的——蒙古的征服，最終將西夏納入了“蒙古治世”（pax

mongolica）的體系，西北邊疆的民族融合由此加速。

五、賀蘭山的挽歌

當蒙古鐵騎踏碎中興府的最后一堵城墻時，賀蘭山的雪依舊覆蓋著西夏王陵的夯土臺基。那些刻著西夏文的碑碣、繪著飛天的壁畫、鑄造著“大夏通寶”的錢范，都在風沙中沉默。一個王朝的終結，不僅是疆域的消失，更是一段獨特文明的謝幕——它曾在中原王朝與草原帝國的夾縫中綻放，用黨項人的智慧與血汗，在西北大地上書寫了屬于自己的傳奇。

歷史的車輪從未停歇。西夏的滅亡，印證了一個永恒的規(guī)律：在冷兵器時代，封閉的政權難以抵御游牧帝國的沖擊；而那些能夠在夾縫中求生的文明，往往需要更開放的胸襟與更堅韌的韌性。賀蘭山的雪會融化，黃河的水會奔涌，但西夏的故事，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深處——它是悲劇，更是警示；是終點，更是起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