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二章 莫須有冤獄：忠臣被害，千古悲憤（第1頁）

三個字，刻進歷史的血淚

“莫須有”三字，自南宋紹興十一年（1141年）冬夜從秦檜口中吐出后，便成為中國歷史最黑暗的政治標簽之一。它像一把淬毒的匕首，刺穿了“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”的儒家理想；又似一堵無形的墻，將忠臣的熱血與皇權(quán)的陰影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。八百年后，當我們站在杭州岳王廟的古柏下，撫摸“盡忠報國”四個鎏金大字，仍能聽見風波亭寒夜里的嗚咽——“天日昭昭！天日昭昭！”這八個字的血書，不僅是一個將軍的最后吶喊，更是一個民族對“莫須有”冤獄的千年詰問：為何“莫須有”能成為屠刀？忠良的血，究竟為誰而流？

要回答這些問題，需回溯至南宋初年的山河破碎與時代裂變。那是一個英雄與奸佞交織、抗爭與妥協(xié)角力的時代，而岳飛的悲劇，正是這個時代最尖銳的縮影。

一、冤案前夜：山河破碎與主戰(zhàn)派的脊梁

（一）靖康之變：華夏文明的至暗時刻

公元1127年，北宋都城汴京（今河南開封）的春天來得格外寒冷。金軍第二次南侵，突破黃河防線，直抵汴京城下。宋徽宗趙佶慌忙傳位給太子趙桓（宋欽宗），自己帶著寵臣連夜南逃。此時的汴京，已是一座孤城：守軍不足十萬，百姓饑寒交迫，而金軍的攻城器械已架到了城門之外。

《靖康要錄》記載了當時的慘狀：“金人攻通津門，矢石如雨，守陴者不能立。”城破之日，金軍“悉取宮人、珍寶、法物、禮器、渾天儀、銅人、刻漏、古器、景靈宮供器……”（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》卷三）。更屈辱的是，金人以“索金銀不足”為由，竟將徽欽二帝及后妃、宗室、大臣等三千余人擄往北方，史稱“靖康之變”。

這一事件，徹底終結(jié)了北宋168年的繁華。《宋史·欽宗本紀》評曰：“宋之亡，非有戎狄之禍，實由內(nèi)憂外患交迫，而君臣宴安，不能圖自強也?！敝性瓬S陷，百姓淪為“遺民”，士大夫階層發(fā)出“靖康恥，猶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時滅”（岳飛《滿江紅》）的悲號。

（二）主戰(zhàn)與主和：兩種路線的生死博弈

靖康之變后，宋室南渡，定都臨安（今杭州），史稱南宋。面對半壁江山，朝廷內(nèi)部迅速分裂為兩派：主戰(zhàn)派力主北伐，收復(fù)失地；主和派則主張妥協(xié)求和，偏安江南。

主戰(zhàn)派的代表是宗澤、李綱、岳飛等人。宗澤曾任東京留守，以70高齡整頓防務(wù)，“招集義軍，聯(lián)絡(luò)兩河忠義”（《宋史·宗澤傳》），提出“過河、復(fù)燕、薊”的戰(zhàn)略；李綱任宰相期間，力排眾議，主張“修軍政、習戰(zhàn)守、以圖恢復(fù)”（《宋史·李綱傳》）。而最耀眼的將星，當屬岳飛。

岳飛（1103—1142），字鵬舉，相州湯陰（今河南湯陰）人。出身農(nóng)家，青年時投軍抗金，因驍勇善戰(zhàn)被擢為偏校。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，他率部在廣德、宜興一帶抗擊金軍，屢破敵陣；四年（1130年），于常州、鎮(zhèn)江大敗金兀術(shù)，收復(fù)建康（今南京），被宋高宗趙構(gòu)贊為“中興以來，一人而已”（《金佗稡編》卷一）。

相比之下，主和派的核心是宋高宗趙構(gòu)與秦檜。趙構(gòu)雖為皇帝，卻對金軍抱有恐懼——他深知，若迎回徽欽二帝，自己的皇位將岌岌可危?！督ㄑ滓詠硐的暌洝份d，趙構(gòu)曾私下對近臣說：“朕恐金人復(fù)立欽宗，別立他人為主，朕何以自處？”這種“保權(quán)”的私念，使他本能地傾向于求和。

秦檜則是主和派的“智囊”。據(jù)《宋史·秦檜傳》記載，他曾于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被金軍擄至北方，兩年后“逃歸”南宋。這段經(jīng)歷雖存疑（有學者認為是金人故意放歸的“間諜”），但他卻憑借對金政策的了解，迅速獲得趙構(gòu)信任。紹興元年（1131年），秦檜任右相，公開提出“南人歸南，北人歸北”的投降綱領(lǐng)，主張放棄中原，與金劃江而治。

（三）岳飛的崛起：抗金戰(zhàn)場的“擎天柱”

主戰(zhàn)派與主和派的斗爭中，岳飛的崛起成為關(guān)鍵變量。從1130年至1140年，他率“岳家軍”轉(zhuǎn)戰(zhàn)兩湖、河南、陜西等地，創(chuàng)造了無數(shù)軍事奇跡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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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復(fù)襄陽六郡（1134年）：岳飛以兩萬兵力，僅用三月便收復(fù)被金軍與偽齊（金扶持的傀儡政權(quán)）占據(jù)的郢州、襄陽等六郡，《宋史》稱“襄漢平，岳飛威名益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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郾城大捷（1140年）：金兀術(shù)率12萬大軍南侵，直逼郾城。岳飛以“背嵬軍”（精銳騎兵）長刀破金軍“鐵浮屠”（重甲騎兵），又以步兵“麻扎刀”“大斧”破其“拐子馬”（輕騎兵），大獲全勝。金軍統(tǒng)帥兀術(shù)哀嘆：“自海上起兵，皆以此勝，今已矣！”（《宋史·岳飛傳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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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仙鎮(zhèn)大捷（1140年）：岳飛乘勝進軍，兵鋒直抵舊都開封附近的朱仙鎮(zhèn)，與兀術(shù)10萬大軍對峙。此時，河北、山西等地抗金義軍紛紛響應(yīng)，“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，載糗糧以饋義軍，頂盆焚香迎候者，充滿道路”（《宋史·岳飛傳》）。

若按此勢頭，岳飛完全有可能實現(xiàn)“直搗黃龍，與諸君痛飲耳”的誓言（《宋史·岳飛傳》）。然而，就在北伐形勢一片大好時，南宋朝廷的求和信號卻愈發(fā)急切——這背后，是宋高宗與秦檜對權(quán)力的焦慮。

二、冤案釀成：“莫須有”如何成為屠刀？

（一）求和執(zhí)念：皇權(quán)與權(quán)臣的“共同利益”

紹興十一年（1141年），金兀術(shù)在柘皋之戰(zhàn)中擊敗宋軍后，突然提出“劃淮為界，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”的和議條件，但附加一條：“必殺岳飛，始可和。”（《三朝北盟會編》卷二百七）這一條件，正中趙構(gòu)與秦檜下懷。

趙構(gòu)為何急于殺岳飛？除了對“迎回二圣”的恐懼，更因岳飛的“不合時宜”。岳飛多次上書要求“陛下宜親御六師，渡河決戰(zhàn)”（《鄂王行實編年》卷七），甚至在紹興七年（1137年）因“越職言事”觸怒趙構(gòu)，被罷去樞密副使。趙構(gòu)曾對大臣說：“飛志銳，特欲激勵諸將，然議論太峻，恐非朕所期望?！保ā督ㄑ滓詠硐的暌洝肪硪灰黄撸┻@種“功高震主”的威脅，讓他寢食難安。

秦檜則將求和視為鞏固權(quán)力的工具。他通過與金使勾結(jié)（據(jù)《續(xù)資治通鑒》載，秦檜曾“密遣使至金，許以殺岳飛為信”），成為趙構(gòu)最信任的“和議執(zhí)行者”。兩人一拍即合：趙構(gòu)要?；饰唬貦u要掌大權(quán)，而岳飛，成了必須清除的障礙。

（二）羅織罪證：“連環(huán)計”下的合法謀殺